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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第二章

时间:2019-12-19 12:13

我们的情感维度

根据我通过经验、文献及博学的朋友所收集的信息,右脑(连同咱们的神经细胞和内分泌系统)是监控和体验感觉的工具。感觉是我们体验生活中所发生事情的工具。感觉就像为我们的生活赋予颜色、质地和音调的“汁液”在这一领域,人们通常(为了被接纳)会忽略、否认、扭曲甚至拒绝自己的感觉,进而导致知觉扭曲,使创造性和能力受到抑制。所有这些都将导致人们对生存的不良感觉,再进一步的结果就是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否认他们希望从他人那里得到爱和尊敬的强烈愿望

当我们这些在西方学问里成长的人检视自己的一些感觉时,比如愤怒、挫折、爱(除非是和“正确”的人)、恐惧,我们很可能会忽略(咱没有注意到……),拒绝(那没有发生……)、扭曲(或许这是……·)或者投射(这是你的错……)这些感觉。感觉是一种能量,当这种感觉不被承认时,它就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能量不会因为感觉没有被承认而离开,相反,它通常会以破坏性的方式再次出现。这种破坏性可能发生于身体(比如生病)、智力(比如思维的混乱和局限)或者情感(比如紧张和疯狂)如此下来,这一定会造成关系的混乱。当这成为一种主要的生存方式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自尊被损害。不管它们是在个人还是互动的水平上呈现,自然强化的负性情形都将被创造出来


孩子们需要家长的赞同,而家长则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健康和成功。自然的,父母教给他们孩子的,并不包括所有值得学习的东西,而只是他们所知道的最好的东西。在任一个时刻通常会有上百件事情同时发生,而父母只会对他们认为和孩子的学习关系重要的事情给予正性或负性的选择性注意。然后,孩子们会在基本三角关系这个最早的社会单元中学会这些学问,并在与他人交互的其他情境中重复这些知识,直到他们学会如何进行区分的管理和应对。

我第一次见到米纽庆博士是在60年代中期,他邀请我到威特维克学校和他分享我的经验。我们的思路有过重合、分歧,又在其他地方重新整合,这取决于咱们在什么水平上一致或不同。我非常尊重他:他在那些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人身上看到希望,并且让这些希望成为现实。医学博士卡尔·华特克是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桃树( Peachtree)小组的早期成员之一,同样是一位深受人们尊重和爱戴的人。他能够进入一个看似疯狂的家庭系统中,然后改变这个系统,并且不受这个系统的任何影响。

在询问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很少有家庭成员真正了解的事实,他们彼此的观点也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事实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也许“家庭生活事件编年史”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谈论的是过去的事情,事实上却是在构建该家庭当下的现实情境。在这个真实情境中,家庭成员开始彼此的沟通,包括添加、纠正、告知和正视各种信息此外,这一工具也有助于我理解他们过去的情况,并获得纠结于当前家庭的各种力量的线索,而正是这些力量提供了家庭发展的动力。“家庭编年史”成为一种按时间和地点排列家庭事件的可信赖的工具。我试图将这些事件呈现给冒险而来的家庭,对于家庭中所发生的不管是正性还是负性的事件我都会给予同等的关注,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让家庭成员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个人对互动信息的回应方式上

你咱都是整体当中的一部分

8灵性:个体与自身生命意义的关系、灵魂、精神、生命力。

因此,我自己继续前行的方向就是观察和体验所有能够开启新蓝图的事情。正是在那条路上,我觉得我的“成长历程”将随着我面前打开的蓝图而继续延伸。

诚实

1956年秋天,我通过一篇叫作(精神分裂症理论探索》的文章认识了唐·杰克逊。我记得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我兴奋得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他描写的现象证实了我所观察到的。在那一刻咱意识到一直以来我感到自己与主流的疏离和孤独,而他是一个同样的行者。(对于我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许多芝加哥专业团体来说,我似乎是一个怪人。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很友善的怪人,所以我仍然能够被大家接受。)我后来认识了杰克逊博土,他和贝特森、简·海利及其他后来加入到加利福尼亚帕罗阿图精神研究机构的人一起工作。杰克逊博士的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在1959年年初来到加利福尼亚时,他打电话邀请我给他所在的帕罗阿图小组做报告,也就在那天,他邀请我和朱尔斯·里斯金一起组建心智研究院,我们三个人在1959年3月19日成立了心智研究院(MRI)。咱们关注沟通,着眼于双重束缚理论,以及其他的沟通理念。

1951年1月,我无意中发现了我的第一个带有“治疗”性质的家庭。一不留神,我闯人了后来被称为“家庭治疗”的领域。那时的我作为一名心理分析师已经有八年的个体治疗经验。心理分析治疗让病人发生改变的时间需要很长,但整体来说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才敢私人执业。在“闯入家庭治疗”以前,我有六年的中小学教学经历和八年的个体治疗经验。当时,我接手了一名二十四岁的女病人,之前她被诊断为“门诊精神分裂症”。(译者注:指症状较轻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不需要住院治疗,只需定期到门诊复查,这是国外的设置。)她每隔一周来我这里治疗一次,大约六个月的治疗疗程后,她的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善。就在这时,她的妈妈给我打电话,威胁说要起诉我使她们母女情感疏远。尽管表面上她在威胁我,但让我感受到更多的是隐藏在威胁背后的恳求和伤痛。因此,我邀请她参加她女儿和我的治疗会谈,她马上就接受了邀请。母亲加入会谈后,病人立刻退回到我和她初次见面时的状态。病人所有的成长都从我眼前消失殆尽。我瞬间陷入了怀疑、愤怒、自责等许多情绪的包围之中,直到我的大脑告诉我要跳出情绪,停止责备自己,去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冷静下来之后,不再只是去关注谈话的内容,而是试着去观察母女间的非言语信息。我注意到其中有重复的模式在她们之间发生,似乎女儿在与妈妈的互动模式与其和我的互动模式是不同的。接下来的观察更让我发现,似乎她与妈妈之间的互动模式比与我之间的互动模式更加强大。后来,我从理论上认识到,她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她和妈妈的关系是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而与我则不是。再后来,咱意识到除非病人转变为行为的主动发起者,而不仅仅只是回应者,否则她将毫无希望地成为他人行为的受害者。

咱要让你感到内疚(责备)

7环境:颜色、声音、光线、空气、温度、形状、运动、空间、时间。

随着与更多家庭的接触,萨提亚更加确信自尊的重要性。除了致力于发展自尊理论,萨提亚继续创建不同的治疗工具,包括生存应对姿态、模拟家庭、家庭重塑、原生家谱图,所有这些工具到现在仍然受到家庭治疗师的欢迎。对家庭的治疗经验也让萨提亚断定,治疗联盟是促进来访者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她指出:“我看到了我所做的事情能够潜在地促进家庭中每个成员自我的发展,促进家庭成员间形成彼此滋养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治疗联盟的重要性也受到当代许多学者、临床治疗师和研究者的关注

我拥有自己,并因此可以设计和管理自己。

我注意到,语言信息和通过声调、眼神和姿势所传达的情感信息是完全不一致的。这是我认识和理解沟通的开始,也成为我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我看到了不一致的、受到双重束缚的信息。这些观察后来在唐·杰克逊、格雷里,贝特森和心智研究院的小组里也有相关描述

引言(佩蒂.班德约)

咱知道关于我的某些方面正在困扰着我,而其他一些方面并不为我所了解。

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观点,我做出以下类比:让我们想象一个正中心有轮轴的车轮,轮轴到到达车轮的边缘。轮轴代表人的不同部分,边缘代表人的边界,接下来咱将讨论更多关于车轮的事情。

随看时间的推移,这些姿势表现出互动的方式,展现了人际间的距离和地位的高低。我也能够看到人们如何同时表达两种信息,例如“过来”和“走开”。我称这样的形式为家庭雕塑。这一工具在使用中被不断发发展,现已成为引发觉察的有力工具。

上述有关普遍生命力量的观点来自这样一个前提:我们每个人生来就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所以,关于自我价值的问题决不是我们是否拥有它,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去体现它。自我价值永远植根于我们的心底,并不断挣扎着,期望被发现、被承认和被证实。

到了1982年,当家庭治疗作为一个治疗模式被认可和接纳时,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早期阶段的人去想象早期阶段的状况是非常困难的。现在也有学院派家庭治疗,它的追随者力图精确地查明哪种方法是正确的。对我来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相互交流,一起建构,我认为对家庭开展工作是探索神秘世界的开始。

这并不是社会史,而是家庭编年史。我侧重记录那些具有发展意义的事件和创伤性的经历。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只是简单地认为,如果我列出家庭中的父母从出生到现在每年发生的事件,就能够获得一些有关这个家庭的发展的完整感受。这个工具让我有机会了解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对“编年史”中的事件是如何体验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由情境、自我以及其他人共同构成的生存模型:

我认为治疗的任务在于重塑和转化隐藏在个体和家庭中的能量,并合理使用这些能量。这与我之前的信念形成了对比,我之前认为治疗的任务在于检查病理。我认为我现在使用的是健康取向的治疗方法,尽管我的方法不止这些,我把它称为“人类验证过程模式”。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使用病理取向的治疗方法的术语来说明症状的消除,用健康取向的治疗方法的术语来解释我上面提到的能量转化

顺便说一下,我大部分的治疗工具都是在偶然事件中或根据某一刻的治疗需要形成的。例如,“模拟家庭工具”是在1962年到1963年期间我在科罗拉多州据利大会进行家庭治疗演示时发明的。当时因为有人忘记去安顿一个我所要工作的家庭,当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努力克服随之而来的恐慌,我告诉自己:“好的,维吉尼亚,如果你对家庭系统是如此熟悉,你应该能够进行模拟家庭演示。”这是我头脑中突然冒出的想法。我尝试着这样去做,后来证明它不仅效果显著,而且成为我一直使用的工具。咱会在和很多家庭一起工作时使用它,我也会把学习家庭治疗的学生安顿在不同类型的模拟家庭中,在做家庭重构时我也会用到这个工具。在模拟家庭中形成的体验有助于人们快速理解家庭系统的动力,同时认识到家庭系统的共性

由家庭规则和“应该”所驱使

咱非常简短地介绍了前面我所提到的人,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和喜爱

优德w888,本篇文章对那些有兴趣发展家庭治疗工具的治疗师很有帮助,这里将介绍众多的治疗策略。萨提亚对人们言语和非言语信息互动的敏锐觉察令人印象深刻;她与来访者在更深层次联结的直觉力非同一般。她坚信,一个强有力的治疗联盟对来访者冒险去改变和成长是极其关键的,这个观点在治疗界有着持久而重要的影响。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家庭治疗师,就必须能与每个家庭成员建立内在联结,并持续不断地关注家庭成员之间言语和非言语的互动。这些内容在本篇文章中都将得到体现。

但是为什么我们总也不能让自己过上本应该属于自己的生活呢?萨提亚认为,这是由于我们对熟悉的感觉太过偏爱,而在大部分的内部或外部世界里,又常常会依靠自动化的反应模式。在我们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之前,需要首先意识到这些自动化的模式。

直到1962年,我才见到内森·艾克曼。他掌握了症状表现者是如何与其他成员互动的核心思想。在1934年,他发表了关于这些思想的文章。20纪90年代中期,他开始对整个家庭进行临床工作并应用这些理论。

现在,让我们返回到另外一个“成长历程”,这是一个有趣的部分。它在我对家庭系统和公共系统进行类比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事实上,我发现在家庭中看到的现象也同样发生在组织、社会和政府机构中。我把家庭看作所有人类系统的缩影,与家庭的工作为我现在与更大的机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个共同的兴趣可能让他们走到了一起。萨提亚曾经说过,人们会在相似的基础上相聚在一起,在发现和尊敬彼此差异的基础上得到成长。然而,这种尊敬和成长并非是自动产生的。正是由于人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最初的希望,失望的情绪常常会歪曲实际所发生的一切。那些未能实现的梦想可能会引发一些自我怀疑、责备、冲突,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内部或外部对话。或者,人们也可能会认为他们的梦想已经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床铺已经准备好,现在该是躺下的时候了。

4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

我相信我们正在开始突破性地进入一个完整的新的精神世界。我发现,获得自我价值感的人是不需要依靠别人而“不劳而获”的。他们明白,因为他们有能力清楚地知道自己就是决策的制定者,因为他们主宰着自己的反应和行为,所以他们能够更好地生存。他们坚信,生命是一个发展过程,总是能够改变,而且他们有勇气愿意冒险。我现在认为,治疗师的工作就是帮助来访者形成这些品质。我也清楚如何改变人们的互动系统,使它朝向实现这一目标迈进,而不是去相反的方向。

愿意为不熟悉的事物冒险

引言(柯琳·墨菲)

在完成了几百个案例后,我开始看到家庭中各种系统的出现和影响,由此我的信心倍增。这一工具也成为我现在帮助个体做家庭重塑(我发展的另外一个工具)前做准备的基础。我开始明白,一个人在生命早期所形成的认知常常成为他衡量所处世界及其他人的标准,似乎他仍然生活在儿时的情境中。这并不一定是个新观点,我称其为“过去的学习经验”。我有所创新的部分是,我能够帮助人在他觉得安全的情况下重新认识和理解他实际所处的情境,而不再继续停留在早年的感觉水平。我是在与小组中的家庭开始工作后才发展出这一工具的,我会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使用这些工具。假定我们所具有的任何文化都是来自过去的学习,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个人经验的积累,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学问,但它也可能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过去积累的经验去看待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咱们自身的一部分。我一直被教导用病理学的观点看待病人的行为,但当我开始观察家庭时,我发现他们的行为大多反映了当前情境中相应的自尊需要。这些行为反应有些能够被他们自己意识到,有些则不能意识到,于是咱开始认真地审视心理分析的概念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特别是在1955年到1958年间,我在伊利诺伊州心理治疗所给住院医师上课时,我不得不反思我所教授的内容,因为住院医师们会问一些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这些经历让我觉得有必要真正地形成我自己的理论基础,于是新的图景开始在我面前展现出来

要想重建高自尊,我们需要让个体经历整个改变和转化的过程。过程是通往改变的唯一道路。过程当中包含了众多层面,从简单的1 一2—3序列,到仔细审视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以及对知觉、预期和感受的改变。充分意识并欣赏这一转化过程,是萨提亚方法的核心。

我们的身体维度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奇迹。是谁能够创造出如此多的奇迹然后使它们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被教育去忽视咱们的身体,只有当我们脏了、生病了、太胖或者太瘦,或者不是标准的尺寸或体型时,我们才会关爱、感受,理解我们的身体并产生和它交流的念头。

当我们不喜欢、忽略我们的身体,或者认为理所当然时,失衡和不和谐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并影响我们的身体、感受、思维和行动。拥有这八个水平使我们像一幅由多个部分组成的美丽的织毯,每个部分都影响其他部分,同时也被其他部分所影响。现在这八个部分是作为整体呈现给人们的,其余的部分也一定能够被发现

直到现在,这些不同的水平仍然被作为相互分离的部分对待。对各个部分的关照由不同的专家负责,而通常这些专家并不了解其他部分,或只理解他所负责的部分与其他部分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我们将身体交给医生,将头脑交给教育者,将感受交给心理分析师,将灵魂交给牧师,其余的部分则被放置在没有人的地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这八个水平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影响,就像存在着一个公式一样

A(身体)+B(头脑)+C(情感)+D(感受)+E(互动)+F(营养)+G(环境)+H(灵魂)=S(自我)

所有部分整合在一起才是自咱,尽管自我远远超过这些部分的总和。当然,各部分可以被单独学习,但事实上咱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系统,咱们可以分别谈论各个部分,但它们就像一个系统,是以整体的方式发挥功能,家庭也一样。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八个水平之间的关系为治疗师和家庭成员呈现出一幅需要被理解的复杂画面。为了真正理解家庭发生了什么,我想咱们需要带着这样的意识去思考和行动,对于作为治疗师的我来说,我看到系统里的症状正在表达着这八个水平之间的失衡和困扰。通过观察个体或者家庭系统的规则、价值观和其他信息,来理解那些发展不良的、受到限制的或者被忽略的东西

关于系统,我有一个简单的定义:系统是一系列重要成分之间的行为、反应和互动,它们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发展出相应的秩序。当咱运用“家庭”这个词时,我是指所有的家庭形式一一自然的、混合的、单亲的、扩张的或者是公共的家庭。它们都拥有相同的基本成分,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基本成分就是家庭中的成人和孩子。家庭拥有的共同的显性的目标就是成人指导孩子成为成功的成人;第二个更内隐的目标是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对这个过程的发展感到满意。

家长应对改变(如生理、心理、情感和性方面的成长需要)所创造的系统规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如何发展和运用权力、亲密、隐私,能力,成就及成功的社会关系等。

我相信,掌管家庭的成年人的过往经历、愿望、学问和价值观是家庭系统建立的基础,这些因素通过他们的自尊、彼此沟通、情感规则和生存弱点编织在一起。系统的基本部分是父母如何结合,以及他们对待彼此的方式是和谐的还是冲突的。

我要再一次重申,就咱所看到的,所有的父母都是尽其所能做到最好。当然,这种“最好”依赖于他们曾经学到的学问及他们如何来感知自己。因此他们不应该被指责。他们的行为是他们所学习到的自然结果。他们需要认识自己,需要被理解、被教育成一个更完整的人。当咱们研究了一个至少三代的家庭时,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其学习的结果和自尊的水平。

我认为系统一般有两种基本类型:开放的和封闭的。封闭的家庭系统似乎在一系列僵化的、固定不变的规则上运作。这些规则被运用到任何情景中,不管是否合适。封闭的家庭系统被削弱和扭曲,并与外界保持着僵化的关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些规则就像汽车中的吸氧器,被装置在固定位置,然后默认固定在这个位置就可以适合所有的海拔高度。

“一旦你是孩子,就认为你总是个孩子”,或是“35岁被认为是最佳年龄,我们必须保持35岁时的方式”,或是“一旦生病,就认为你总是生病”这同样是僵化规则的体现

一个封闭的系统被权力、神经质的依赖、服从、剥夺和内疚支配。

它不允许任何改变,因为改变会打破平衡,人们因为害怕而固字着这个平衡。他们似乎有一个虚幻的想法一如果允许改变,毁灭性的灾难就会随之而来。当然,上述情形在不同的家庭中会有所不同。我借用一句话:“对我们很多人来说,熟悉的东西未必是舒服的,却比冒险探索未知安全得多。”这就是我所说的阻抗。做出改变通常意味着我们要冒着未知的风险。

家庭系统过于封闭所导致的结果是,其成员由于恐惧、内疚和担心被惩罚而保持着无知和顺从,并且他们的认知受到局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封闭系统必然被打破,因为当一个或者更多的家庭成员达到了他们所能应对的极限时,某个人就会出现症状。

开放系统的特点是具有选择性和灵活性。如果需要,他甚至会选择封闭一段时间。健康的、开放的系统的主要特点是有能力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他们承认事实,允许个体完全自由地充分表达他们的希望、恐惧,爱、愤怒、挫折、兴奋和错误。也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人类一切的特点都可以不受任何威胁地呈现。开放的系统被人们的直觉所指导,并且鼓励有意识地提升自我价值和一致的沟通方式。

当然,开放和封闭的程度是在不断变化的,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所有的家庭系统都是为了保护和管理它的家庭成员。在封闭系统里人们大多被恐惧所掌握,所以他们体验到的资源是有限的和受制约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在那里,爱是用金钱,条件、权力和地位衡量的。在开放的系统里,资源是被爱和理解掌控的,资源被看作可能的现实。人们生活在充满自信、幽默、真实和灵话的人性氛围中,在这种氛围下,问题被当作挑战而不是威胁来对待。另外,如果有需要,人们会主动寻求帮助

发生了什么使系统里的成员出问题呢?(坏男孩或坏女孩从来不是天生的,只有潜能是生来就具有的。)因为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某些事情必须被拒绝、投射、忽略或扭曲,所以这个人也就变成了各种类型的坏的、生病的,愚蠢的或疯狂的男孩(女孩)或男人(女人)。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对我来说解释起来非常容易,但我改变这些非常困难

个体只是他和自己及和其他家庭成员(特别是成人)进行有意、无意互动的结果,因为成人拥有孩子从受孕到现在的心理意义上的生死权。所有的婴儿都不可避免地被迫成为见证父母的信念的人,以及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观众

人类似乎愿意付出任何必要的代价来感受到爱、归属感、意义和重要感,尽管这些代价未必真的能够换取他们想要的东西。个体愿意去适应任何事情以试图获取这些东西,这使得封闭的家庭系统有可能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我们用精神病学的术语命名这种类型的适应,像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等。对我来说,这些术语更重要的是用作精神病学的诊断,而不是用来理解这个人。给人贴标签是危险的,特别是当标签将个体的状况与他(她)本身的特性相混淆时。一旦贴上标签,这个标签将为这个人形成一个新的身份,并且继续巩固个体“生病的”“疯狂的”“弱小的”等标签所代表的特征。

事实上,过去的诊断不是对个体生命的横向和纵向的深人探索。通常它们让人难以理解,而且具有明显的指责性。诊断是病理取向的,它们主要针对症状。

但是,当我们把症状看作为了适应而做出的努力时,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如何去寻找症状的意义。症状表现者试图在疏远的、怀有敌意的和充满伤害的系统中生存,并赋予生活意义。通常人们对内在或外在的改变感到无望,甚至将其与无望的斗争当作他们命运的一部分。

另一种观察症状表现者的方法是,去观察那些正在由于饥饿而濒临死亡的人。如果我感到某种接近死亡程度的饥饿,并且我认为自己没有资源的话,我将在我挨饿的地方夺取任何能够给予我营养的东西,这也就意味着,我会杀、偷、伤害我自己、攻击他人、欺骗他人等。对某些遇到这种饥饿状况的人来说,这些方式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求助于其他的方式,比如毒品、酒精、生理或者精神疾病,这可以保护他们从意识中解脱饥饿的感觉。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将自己看作没有资源和毫无意义的,甚至会选择自杀。

对我来说,症状就像出现在汽车仪表盘上的警示灯。当这个灯亮起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开动汽车所需要的系统出现了某种形式的损耗、不和谐、损坏或者故障,一个或者几个部分的协作损坏了。任何一部分损坏,整个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就像在家庭中一样。

我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家庭和个体。我的重点是去理解警示灯所提示的信息,然后探寻家庭成员损耗、阻碍或者伤害他们自已和他人的方式。我的治疗方向是释放和调整这些被阻塞的能量。这意味着我去处理他们的自尊、沟通和规则问题,也就是那些与自我的八个水平相关的问题

我的重点是发展和释放所有水平的能量。当达到这个目标时,症状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并且会由于失去存在的意义而消失。咱发现家庭规则可以变成支撑家庭成员健康、成长,幸福和爱的引导,这也就意味着所有水平的和谐的和互动,无论是个体内在还是个体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

如果治疗被看作释放能量和制造和谐空间的工具,那么治疗也是一种与自我达成新的关系的适宜的方式,这样个体就能够运用智慧、情感、身体、互动、感觉、环境、营养和灵性资源而充分地生活。这也是一种帮助多个体运用彼此资源的方法。或许在未来,我们将更多地关注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意味着什么。学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就像现在学习阅读一样重要。届时,心理治疗也会呈现不同的面貌

目前,治疗的角色之一就是观察行为的根源。我认为所有当前的行为都开始于个体生命早期对特定情境的特定反理当这些反应在一连串的压力下发生,并满足了个体的生存需要时,它就开始形成这个人新的定义。并且这个新的定义开始,就很容易被强化。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存在,渐渐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日新的定义成为个体的特征,一整套新反应就在行为中固定下来了

对治疗师来说,去观察症状背后的潜能是很困难的,因为症状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从健康和潜能的角度来观察当前的行为,能够帮助我明白在我眼前发生的事情是可以被理解的。也就是说,病理得到了澄清。如果咱了解一件事,知道这件事是如何被知觉,应对和整合的,我也就能理解所发生的后续行为如此相似的原因

有时候我很清楚,那些呈现出的问题并不是症状产生的原因,应对问题的方式才是问题所在,而这是一个过程。我注意到很多被人们认为是毁灭性的问题其实是很多人都需要面对的。能够处理这些问题的人与那些被这些问题摧毁的人之间的差异,是他们的应对问题的过程不同。我将这个过程看作自尊水平的功能。对自我价值的评估对健康同样重要,如果缺乏高自尊,我们就很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自我贬低的影响。不管我和其他的治疗师写了什么,我们对于健康都知之甚少。我们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不健康。没有疾病不等于健康,就像没有战争不等于和平一样

过去,很多治疗师认为将力量作为建立生命的基础是简单和肤浅的。我认为针对病理的工作就像去敲打一匹死马,在那里是没有生命的。我认为,世界上病理取向的助人者在帮助患者时花费的大量时间是没有多少成效的。

如今,我们强调的概念是整体健康思维、生物反馈、视觉想象、左右脑集成,咱们可以不再像过去那样去理解和行了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到了从健康取向的角度来看待事情的优势

比如,我曾经在最近的六年里了解过这样一些人(二十个家庭)对他们进行每年一次、每次一整周的观察。人们出生,进入青春期,离开家,去上学,结婚,离婚,再婚,退休,死亡,对人们来说所有这些生活中的转变都可能成为心理危机;相反,它们也可以被看作在当时的情景中预示着改变的自然生命过程,可以被当作挑战面不是危机来应对。

作为咨询师,运用自己是一件让人敬畏的任务。为了与这个任务相匹配,询师需要不断地发展自己的人性和完整性。我们是和人类生命一起工作的。在我看来,学习成为治疗师并不像学习成为水管工那样,水管工人能够经常满足于技术,但治疗师需要去做更多,你不需要爱一个管子然后去修理它,但在治疗中,无论我们使用何种技术、哲学或者家庭治疗学理论咱们实际做了什么,都需要借助我们自身来实现治疗的功能

在我的教学中,我关注治疗师的人格。咱们是与别人一起工作,我们能够理解和爱咱们自已,能够去看、听、接触和理解我们所看到的。

需要创造条件,以觉察、倾听、接触和理解自己。一般的咨询技术的问题就在于,它像面包切割机一样工作—无论面团的大小、硬度或者质地。在开始阶段,咱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需要运用技术。后来,我认为,我们需要学习更恰当、更谨慎地将技术扩展到我们所做的各种事情中来。

最近,我填写了确认家庭治疗师治疗风格的调查问卷。我发现自己对几乎所有的技术都说“是”,但是,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够代表我对每个个体和家庭的看法。我将我所学的关于病理学的学问看作合适的时候可取用的信息,这并不是说我要扔掉它们,而是将它们放入新的环境。对我而言,那些关于如何修理漏了气的车胎的学问并不能教我什么驾驶的技术,这些技术我都需要,但是不能让一种技术代替另一种。病理学给我关于病理的信息,但并没有告诉我关于健康的信息。我需要知道关于健康的信息,并且运用病理和健康这两种信息

尽管人们总是给予技术特别的关注,“你做了什么”“我该如何做”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对我来说,技术是在特定的时刻为了达到期望的结果而及时采取的行动。我有数千种技术,它们在某个时刻被用来实现个人或者小组的特定需要。如果没有技术可以使用,咱就创造它们。如今,大多数家庭治疗师能够对症状表现者的家庭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达成共识。然而他们在处理方法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不同治疗师强调不同的方面。针对特别的人群,治疗方法也因人而异。显然治疗师强调和运用的方法是与他(她)的人格及所持有的关于人类的信念有关的。

基于在家庭治疗中的学习,我认为我们应该逐渐以新的视角来看待个体和家庭的关系。显然,家庭是个体长大成人的基础,同样也是孕育困困扰种子的地方

人们被教授的东西反映了其所在的大的社区或社会的现状。如果我们想去改变社会,我们需要提升学习的水平及人们关于什么是更完整的人的自咱意识

人们总是在寻找答案,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尽管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关于人性的学问,仍然有很多未知的神秘之处。一些我们曾学习的东西在一开始似乎是适合的,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就会被部分或者全部抛弃。比如,用水蛭吸血永远也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医学治疗方法了,过去的一些发现就像萌芽,需要被发展。一些基本的新发现需要继续向前发展。对我而言就是这样。

新信息通常会促使我们重新看待当前的理论和实践,并且促进我们对它们的修正和改变。关键是留心新信息并且愿意去尝试,看看它们是否合适,这样是很有益的。我认为所有的人类学专家都应该如此。当一个人在头脑中限制自己,以获取“正确的方法”,并且拒绝所有不适合这种方法的信息时,就会变得封闭,而且这也是危险的。

在这一点上,我坦率地使我的理论走向开放,并承认人类潜能的存在。我也努力朝向大的“家庭”,比如我们的团体,包括国家的和政治的。有一些共同因素可以运用到大的“家庭”中,就像运用到个体家庭中一样。我看到其他很多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正在发现什么是人类,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意味着什么。现在我所写的这些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开端。可能在五百年以后来看,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只是这个方向上微不足道的开始。后人或许会把咱们看作生活在前人类时代的人,就像咱们现在回头看史前人类一样

种子将会继续成长。一百年前,没有人能够预见现在所创造的技术奇迹。三十年前,除了在医学和技术中有所了解和运用之外,没有人将“系统”这一概念运用到家庭和我们的人类组织,但现在我们这样做了。咱们无法知道下一个三十年或者一百年,人类将拥有怎样的关于自身的发现,但无须怀疑的是,其中的一些发现将引领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什么是人类健康

我,作为其中的一员,期待着那些未知的发现和创造。同时,我也将保持一颗开放的心,坚定地按照咱相信的真理去工作和生活。

但是我现在认为,如果宗教真的有用,那么心理治疗可能水远不会诞生。我发现人类的灵魂会用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对我而言,灵魂的感受反映在咱们如何评价自己,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身体、情绪及咱们周围动物的生命。滋养是一个经常在我头脑中出现的词,它不同于依赖或纵容自己,而是意味着一种自由一一真正爱自己和尊敬自己。咱相信一个真正受滋养的个体是不会虐待自己或他人的。此外,我认为,人类的灵魂的确是一种生命力和能量的展现,这种生命力和能量可以继续或重新创造自咱

确证的

在病理取向的疗法中,治疗师强调的是病理(症状),即轮轴,这也是治疗师关注的焦点。所以,治疗师只是选择那些具有破坏性的和具有相关症状的个体来治疗。

在本章的开头,萨提亚简短地介绍了她在1951年是如何“无意中闯入后来被称为‘家庭治疗’的领域”。文章生动地描述了她与来访者及其家庭工作时的创新风格。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其他同行还在遵循关注病理学的心理动力学观点工作时,萨提亚采用了关注个人积极资源的创造性治疗工具。随后,她找到了新的可能性和前景。她与唐·杰克逊、朱尔斯·里斯金在帕洛阿图合作建立了心智研究院。萨提亚一直致力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她的自尊理论。当萨提亚1964年来到伊沙兰后,她对其他同行和他们的治疗模式更加熟悉,包括弗瑞兹·皮尔斯和他的格式塔治疗、艾瑞克·伯恩和他的交互分析、艾尔·劳文的生物疗法等。萨提亚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合作者,她不仅与来访者合作,也与同事合作。

正如前面所说,重要的是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处于怎样的状态,而不是我们是否拥有价值。隐藏在每一个防御性姿态和不一致反应背后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自我价值感。它常常会提出相同的要求:“我只是想有人爱。”我们所有的关系——不论发生在家庭中、朋友与恋人之间、生意场上,还是其他任何地方一都是建立在爱和信任的基础之上。一旦某个事件引起我们质疑这种爱和信任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就会激活自己的生存反应。而隐藏在生存问题背后的通常却是这样一系列信条:其他人在掌管着我们的生活;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应对生活;他们决定了我们的意义。

在1951年,我接待了第一个家庭,那是一个被诊断为“流动性精神分裂症”的二十四岁的女士。她看过了很多治疗师,几乎没取得什么效果。

关于自尊的概念一直是我工作的重点。现在对我来说,似乎自尊与我们的灵魂和精神(自己神圣的部分)的密切程度就如同它与我们的身体、情绪、智力、我一你关系的体验及信念的相关程度一样。

高自尊

如果说一种职业的前辈和先驱者可以为我们坚定地走向未来提供源自过去经验的指导,那么萨提亚的这篇文章就是以感激我们的前辈来开始她自己的“部分肖像”的。她以她尊重的同仁为线索,如贝特森、鲍文、艾克曼、里斯金、艾瑞克森、米纽庆等现在仍被我们认为是前辈的人,向我们讲述了她作为一个治疗师的成长历程。

作为家庭治疗师,我现在知道,咱要做的事情是尽可能地促进每个家庭成员自我的发展,并在家庭、社会机构及整个世界中建立滋养型的人际关系。

积极响应

我认为我现在的工作不是详细介绍我所学到并应用的知识,我只想谈那些曾经超越了我所学习的关于精神病理学知识的内容。我能够从健康的角度去观察,面不是从病理的角度。从这一点来说,我的确在不同的轨道上

在阅读本篇文章时,萨提亚对成长的殷切满望深深地打动了作为一名治疗师的我。同时,萨提亚对治疗师自身持续成长的关注也激励着同样是一名家庭治疗师的我。她走着与他人建立内在联结的天赋、自发的创造性,关注个人积极资源的态度,以及敢于冒险的勇气。这些品质让她成为家庭治疗领城真正的先驱。因为萨提亚对人类的这种延续不断、繁荣发展的精神充满好奇,所以她对探索和挖倔人类的内在资源一直保持着浓厚兴趣,再加上她具备与个体进行深层次联结的天赋,这些都使她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天赋和技巧的家庭治疗师。

萨提亚由内而外审视着人们可能的选择: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早期经验激发了内部的生存法则,而他们现在仍然依据这些法则来行动。不幸的是,很多观察者常常只关注萨提亚极具特征的雕塑技术,或是对外部行动和改变的演示,而遗漏了萨提亚模式中这个原理。对于那些积极参与的来访者或是来自她演讲听众当中的志愿者,萨提亚会安顿他们摆出某些姿势,以此来描绘某种情景。之后,她还会进一步请他们在给定的角色范围内继续保持互动。她拥有数不清的剧本来呈现不同的模式,而这种做法的效果常常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不论是参与者还是观众,都会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和重拾他们自己有价值的方面。

在本章里,萨提亚真实地展现了她在家庭治疗实践中的真知灼见。对于那些现在仍被我们低估的问题一比如治疗师的角色和他(她)在治疗过程中的信念、与心理病理学相对的积极心理学、理智与情感的整体使康趋向、我们仍然需要学习的关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秘密一一萨提亚在十年前就认识到并明确地阐释出来了。

我开始真正了解家庭中每个人对其他人的想象和期待,而事实上在他们之间这些从未被澄清过。这一点就是我现在的沟通理论的基础。

爱之书

我们的智力维度

我们的智力大部分来自左脑。左脑是逻辑的所在地,是我们做出总结,制定规则、接受理念、成为“学者”的地方。在处理真实信息方面它是一个非凡的工具。当它承认右脑是和自己平等的伙伴时,它便可以为它的主人创造出所有形式的兴奋、发现和好奇。

而不幸的是,西方学问给了左脑更高的地位,在所有学问和学术至高无上的领域中(如自然科学、医学、技术等),右脑都被轻视,结果是我们的情感极度匮乏只有对于艺术领域中的人,右脑的工作才被尊重

总体来说,女人拒绝使用她们的左脑,却试图从男人那里获得;男人拒绝使用他们的右脑,却试图从女人那里获得。这种文化导致咱们是“半个智者”,而许多男女关系中的困扰都可以追溯至此。

可喜的是这些似乎正在改变。咱的预感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知道人类必须同时拥有、认可和使用我们的左右脑,尊敬咱们的理智和情感这两个部分,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完整的智者”

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但是我开始理解对当前互动线索的回应,如何影响了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又是如何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可预测的模式。当时我也并不了解这些模式又是如何交织成一个系统来满足生存需要的,但我很清楚自已正在违背心理分析治疗的一条规则:不要见病人的亲属。后来,在与那个女儿和她的妈妈一起进行治疗到第五或六周的某个时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关系中可能还有爸爸。我询问她们后得到了肯定的回复

自信的

现在我不能准确地告诉你我做了什么使得情况得到改变,但是咱坚信所有的家庭成员之间都能够建立真正的联结,并且进行恰当的交流。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并且实现了。在这之后我想弄清楚我做了什么,我一直在黑暗中摸索。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看到的对我来说是崭新的家庭动力,我从没有梦想过这些事情的发生。我将从这个家庭中学习到的东西逐渐运用到其他家庭中。

“沟通姿态”是某一天我正在思考我所遇到的各种沟通应对方式时形成的。我头脑中自发地出现五种不同的行为应对方式,这与我多年来观察到的情况惊人地相似。这五种行为似乎都是为了生存,但表现出这些行为的人们对此没有觉察。现在我相信一个人的内心感受与外部表现可能并不相同,我将其称为不一致。这并不是新观点,但是我在其中增加了一个生动的身体姿势画面

通过外部定义

开始,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彼此独立地工作,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处理精神分裂症患者,而精神分裂症或多或少被认为是不可治愈的,所以我们最初都是在治疗精神病团体的边缘。

这显然不仅是个技术问题。作为治疗师或老师,我发现,如果要很好地帮助人们开始去冒险改变并建立可靠的信任关系,我自身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否则在家庭治疗和培训中都不可能产生太好的效果。

我就是我

咱们的互动维度

每一个人类的生命都来自其他两个人(父亲与母亲),我们本来就出生在家庭中。这说明我们天生就需要和其他人接触,因为我们出生时很弱,父母是强大的成人,我们与父母有着生死关系。作为婴儿,我们没能力依自己的力量生存,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人。但尽管咱们只是婴儿,我们也需要生理之外的更多关爱,咱们需要关怀、爱和他人的尊敬,这就使我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处于较弱的位置,同时给我们与他人之同的关系带来巨大的负担

咱们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就要信任他人,并有能力与他人合作。当我们不能信任他人、难以与他人合作时,也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需要。自我价值也将受到影响。我们与他人,特别是与家庭成员关系中的混乱.失衡,不和谐,对我们都有着毁灭性的影响。

当我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一个语言信号实际上包含言语和非言语两种信息的时候,我就能够理解两种信息可能会相互矛盾。我往前走了一小步。将这一点与我正在发展的自尊理论相结合,产生了这样一个观点:人际关系的核心动力是获得心理上的生存。接下来,另一个观点就浮现出来:人们对自己的大部分行为是觉察不到的。那么,我能做些什么才能帮助人们觉察到他们的行为,并让他们有机会决定是否需要做出改变呢?结合我所知道的关于连续性、沟通和自尊的学问,后来我很快又发明了”模拟家庭工具”“沟通姿态”和“游戏”技术

* 他们各自学会了哪些家庭规则(应该、必须、做和不能做)?

在健康取向的疗法中,我把轮轴看作个体的潜在健康,但目前看来这种在健康还是尚未开发的、被掩盖的和尚未触及的。在这种思维框架下,患者的症状是在试图传达健康,尽管个体的信念和规则阻塞了健康状态的表现。

后来,我基于这些经验,发明了一个新的治疗工具,我称之为“家庭生活事件编年史”。在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场的情况下,我会记录每个家庭成员生活事件中的基本事实,即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谁发生了什么事情。

萨提亚常常强调的一种方法,就是针对改变的“添加”概念。绝大部分从功能不良到适应良好的转变,都需要我们在已经存在或知晓的事物当中添加一些新的内容。这一概念在治疗的早期阶段通常十分重要,在来访者的感知这一方面尤其如此。

2智力:左脑、思维、事实

相反,如果家长是一个领导者,他可能会拥有一些富有才干和创造性的“孩子们”,也可能会拥有一个可以真正分享的“伙伴”。你可以试着对学校、公司教堂或任何单位进行这样的比较。

我要从现实中分离出来(超理智)

正如萨提亚在她的文章中所说:“过去的一些发现就像蓓蕾一样需要咱们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些基础性的新发现,它们将会继续向前发展,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

因为过去的那幅病理性的画面只有妈妈,它是不完整的,所以咱邀请那位父亲加入。我再次违反了心理分析治疗的重要规则。爸爸接受了邀请加入我们的治疗,他的参与使那些模式有了更多的互动,这与我所看到的母亲和女儿之间的情况是兼容的。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所看到的就是后来被贝特森和杰克逊命名为“双重束缚”的现象。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所属家庭共有的互动模式。后来,病人的所谓“好”哥哥也加入了会谈,这个家庭的画面终于完整了。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治疗进展得很好。我认为,解救咱并鼓励我继续进行下去的是我忘记了治疗,我只是观察和评论我所看到的,将其理论化是后来的事情。当时,文献中除了弗洛伊德的小汉斯个案和沙利文的人际理论,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我所认识的人中也没有任何人在治疗中接待除了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人。咱当时觉得非常孤独。此外,在那段时间里咱的生计完全依赖私人执业的收入,所以我必须有“令人满意的客户”(能够支付治疗费用的病人)。同时为了职业的声誉,我不能让病人出现自杀或者伤害他人的情况。为了我的职业操守,我当然也不能强迫任何病人为咱个人的目标服务。那个年代,心理治疗基本上采用的都是精神分析的方法,我也试图遵守这一状况。此外,这也是我治疗的唯一途径,我当时拥有的唯一工具就是精神分析。

我就是我,而这让咱感觉良好。

在理解人类的沟通方面,贝特森给我的启发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一些。他同样是一个充满关怀和仁慈的人,也是一位杰出的研究者和理论家。我非常庆幸能够认识他并和他一起工作

此后,我开始逐渐邀请其他病人的家庭成员加入到治疗会谈中,观察是否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对于观察到的这些现象,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如何去创造性地解决。

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丈夫对于烤肉的评价如何激发了妻子的低自尊。妻子将丈夫的评论当做是对她自我价值的宣判,而那些拥有高自尊的人则可以将她的价值感与牛肉的烹饪状态区分开。

自始至终,萨提亚的文章都反映了她的信念的统一性和发展性,她超越了当今流行的精神病理学取向,树立了健康取向的核心信念,她“坚信家庭成员之间能够建立真正的联结”。萨提亚及时发表了她当时的(1982)见解,为家庭治疗专业的持续发展及作为家庭治疗师的我们带来了非同寻常的鼓励。

于是,我似乎开始明白,无论何时,当我们试图开始帮助其他人时,就必须对人类的灵魂带着深深的欣赏。二十年前我非常小心地避免谈论,甚至提及灵魂,因为那是在组织严谨的宗教领地,而心理治疗的“科学”中尚没有它的位置。

压抑感受


我曾经有机会在完整的省级机构、医院及学校组织中中工作。这些组织中存在一些独特的机会和问题,并且,因为咱知道组织的规律和特征,我认为它们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也完全可能被创造性地改变。例如,如果某个组织系统中没有来自外部的监督者,那么它就不会保持开放。这个监督者并不是扮演警察的角色,他更像雷达塔中的飞机着陆导航员。因为如果没有外部的监额,组织中的人们就会习惯自已已有的角色,慢慢地整个组织都会适应这种方式,比如会放弃每次挑战、不再获取新的信息、总是通过想当然的方式来满足自己。有时,系统中某个成员会死亡或者离开,或者有新成员加入,这些变化都可能会引起其短暂的骚动,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变化,家庭随后将慢慢恢复过去的状态,每个人就好像是“旧机器的齿轮”,周而复始地生活。

接纳我们的感受、完整性和人性

我们的环境维度

因为个体总是处在一个环境中,他(她)总是受到出现在自身所处环境里的光、颜色、声音,运动、气温、形状、空间和时间的影响,当环境太冷、太热、太单调、速度太快、太拥挤、太孤立、太晚或太早、太安静或者太嘈杂、太脏乱时,个体就会很敏锐地受到影响。例如,现在的人们比以前有更多的听力受损,因为我们需要应对更多的噪音;同样,我们知道一些酸色能够促进和谐,而另一些颜色则会导致不和谐;建筑的角度和曲线对我们有影响,等等。

之后我有了一些新的观点。通过类比不难发现,家庭和机构的功能是相似的。父母和孩子的角色类似于总统和内阁大臣的角色,夫妻间的角色关系类似于议会和总统。事实上,几乎从任何团体中都能够发现这些相似性。如果家长像一个老板,系统就可能以惩罚一奖赏的方式运转,他和他的“婚姻伙伴”可能是竞争或是联盟的关系,而孩子们不得不成为奴隶。他们只有通过竟争或者暗中合作来获得奖赏。事实上每个人都在遭受痛苦。这听起来是否似曾相识?

我想要被爱


回想起来,我认为这个编年史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被证明是一种可以信赖的并易于理解的工具,它能真正地揭示当前家庭的互动方式。

X

卡尔曼·贾尔法什,医学博士,出生于匈牙利。他是一个极具同情心的精神病学家,也是芝加哥州立医院的负责人。他意识到精神分裂症的部分原因存在于家庭中。1955年3月,当芝加哥伊利诺伊州精神病学研究所第一次启动这个项目时,贾尔法什担任负责人。他邀请我向住院医生讲授家庭动力学学问及我在家庭治疗方面的实践经验,那时我从事家庭治疗已有四年,贾尔法什对家庭治疗发展的影响在芝加哥之外几乎不为人知。他致力于帮助精神病住院医生从家庭背景的角度来理解病人。

由于咱认为身体姿势比言语更有效、更清晰,所以我发明了所谓的“沟通姿态”。我已经发现,特定类型的语言会伴随着特定类型的身体姿势和情感。咱只是把它们加以扩展,变得更加夸张化。例如,对一个抑郁的人,我让他以一个笨抽的失去平衡的姿势跪着,头向上看,肩膀弓着像是在乞求某人的解救,似乎这才是他生存下去的理由。

我会做最适合的事情

简·海利特别重视人际间的互动,他观察个体对权力的破坏性使用,并试图让人们运用自我意识以及积极的权力策略来获得他们需要的和想要的。他深受艾端克森和咨询师绝对主导论的影响。

随着我的不断成长,我已经拥有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人类存在某些可以被称作生命力或普遍精神的东西。我知道这种力量包含了许多方面,它们强有力地塑造着人类行为。对我来说它有点像电流,总是在那里。等着人们去识别它,并学会如何使用它以实现有益的目标,这大概就是被称为精神力量的东西,某些咱们体验到的类似于氛围的东西。常常有一些观点认为,每个人的身体都像一个发电单位。我们的能量发动机、能量的多少及它的用途都是由我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程度和感受所控制的。我知道当我处于低自尊状态时,我的能量就会低,并且常常指向错误的方向,即大多数目时候都是反对自己的。对我来说,这些体验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前进方向。不过,很多时候,我认为我很难自已帮助自已,因为涌现出这么多的体验,我需要强迫自已才能在这个方向上进行观察和探索。

接纳自我和他人

经过六个月的治疗,当这位年轻的女士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时,她的母家打电话来威胁说要起诉我,因为她们的感情由于我的治疗而疏远了。出于一些原因,那天我从她母亲的声音中听到两种信息:语言的威胁和非语言的恳求。我选择回应她的恳求而忽略她的威胁,我邀请她加入治疗。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然而庆幸的是她接受了咱的邀请。这是第一次母亲和女儿一起走进我的治疗室,我注意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在她母亲刚出现的几分钟内,我的患者的行为就倒退到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我非常惊讶,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咱所接受的训练让我对此没有任何准备。咱所知道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闭上嘴巴同时注意观察。

1964年,伊沙兰为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它被统称为情感领域。在那里我遇到了那些终身对此进行研究的人们,至此我才意识到在治疗领域我所观察到的只是一部分,而其他一些人已经探索得更深入了。这些人都对理解和改善人类的境况很感兴趣,那也是我的兴趣所在。这些人包括:皮尔斯和他的格式塔治疗、伯恩和他的交互分析、艾尔·劳文的生物疗法、夏洛特·塞尔文和伯尼·冈瑟对身体的觉察、唐·早川嘉会的普通语义学、乔治·普林斯的团体激荡法。我还了解了催眠术、电休克疗法法、迷幻药、超心理学、睡眠研究、意识状态转换、马拉松、裸体和穿衣按摩及身体形象工作、占星术、心理治疗以及瑜伽、艾伦·瓦兹及其东方的思维方式。上述这些人和他们的治疗方法为我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咱通过三个层次来理解这些方法:这些学派如何解读人类存在?如何解释人类的功能失调?如何帮助功能失调的人们重新获得成长?我发现每个学派都能带给我一些东西,咱又转而可以把它们用于家庭治疗。

咱拥有关于我的一切,我的身体,我的感觉,我的嘴,我的声音;

随后而来的是那个被父母认为是“完美”的年长一点的儿子当他进入时,同样的不平衡再次出现。我又重新工作直到达到了新的平衡,之后不久,治疗结束了,我后来得知那种新的平衡得到了保持,事情在朝着好方向发展

我与杰克逊和里斯金在帕洛阿图合作建立了心智研究院,此后,我继续完善沟通的概念,咱把沟通看作保持人类系统运转的能量源泉。接下来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系统的功能是健康的?什么样的系统的功能不健康?人们做此判断的线索是什么?

我接纳所处的环境

我完全凭借感觉工作,并采用各种方法帮助她。我将所有我学到的关于精神分裂症及如何处理精神分裂症的学问束之高阁。我将自己置身于观察者的位置,依靠直觉的指引,当然也运用逻辑来调节这个过程。关于如何与家庭工作,我没有什么文献和理论可以借鉴,咱需要创造我自己的指导方针。

面对每一个成员的不断成长和变化,整个家庭的发展和适应过程,既可能像一首与生命和谐一致的交响乐一样美好,也可能成为一场令人绝望的斗争,在痛苦和自我挣扎中不断被塑造,并最终发展为一个功能不良的家庭系统。

咱发现了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法一一用身体描绘出家庭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将家庭成员的身体塑造成代表他们的感受的姿势,运用姿势呈现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当我了解了那些足够多夸张的、功能失调和不和谐的沟通方式之后,我弄懂了一系列我所看到的身体姿势,这些身体姿势是低自尊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些身体姿势具有普遍性,咱称之为“生存姿态”,并将它们命名为讨好、指责和打岔,后来我又加上了超理智的生存姿态

以及咱所有的行动,不论它们是针对他人还是我自己。我拥有我的幻想,我的梦,我的希望,我的恐惧。

当我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时,我用某种方式与母亲和女儿工作。直到她们之间达到新的平衡。在某一时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位年轻的女士可能和她的父亲生活在一起,通过询问,我发现确实是这样的,在那时父亲并不被看作家庭情感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治疗师通常不会想到他们,另一方面,母亲也被认为对家庭有主要的影响,而且通常是糟糕的影响,尽管在针对孩子的治疗过程中并没有看到她们,但是她们仍然是很重要的。

我们人类的本质属性就是相似性与差异性的结合,正如人类胚胎的形成必须源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的相遇。根据萨提亚的理论,我们每个人都由相同的生命力量所组成;我们激活了生命,而不是创造了生命。萨提亚相信,人们具有内在的驱动力,使自己变得更加完善。而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积极能量,也被称为生命力量,从身体上、情感上和精神上给我们以健康的推动,贯穿咱们的整个生命。

对于我们这些开始观察家庭的治疗师来说,那些早期的实践是令人兴奋的,因为我们正在开创一个新的领域。这也是一个超出我们所学范围的令人紧张的冒险,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理论上真的是将我们的职业声誉置于不顾,由于我不在医学领域,所以我没有受到很多批评或者承受很多

僵化的

萨尔瓦多·米纽庆是一位年轻的精神病学家,他和埃德·奥尔斯瓦德博土一起在威特维克男子学校工作,这个学校主要招收单亲黑人家庭里不良的男性青少年。从表面来看,人们通常认为这些男孩是毫无希望的,但是米纽庆博士在这些家庭里看到资源,并调用这些资源,使家庭朝好的方向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第一个证实了那些所谓无望的人实际上是能够通过帮助而改变的人。因为这些家庭成员是如此需要建构他们的生活。所以米纽庆一直强调建构家庭权力界线。许多这些家庭的父母不知道如何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和运用他们自己,米纽庆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和方法

萨提亚关于人类发展的理论起始于人类胚胎形成的时刻,她认为这个时刻是一种独特的动态平衡,保持在稳定和变化之间。刚出生时,我们还处在阿尔法状态,即大脑右半球的自然状态。所有刺激信息都可以毫无遮拦地通过我们的感觉通道。这意味着我们在环境中十分脆弱,几乎没有任何保护。咱们所吸纳的东西也许是混乱的,无法拼接在一起的碎片,以及养育的体验。在基本三角关系的情境中,我们所需要的哺育超越了生理上的生存需求,要能够让我们发展出更为完善的功能,成为具有意识的人类个体。

我从后来的家庭中不断看到和第一个家庭类似的现象,当我和有犯罪成员的家庭工作时,咱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再后来,当我和有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的成员的家庭工作时,我看到了这一现象的不同侧面

外部的改变同样可能发生,这种改变表现在咱们如何对外部事件做出反应。这并不意味着一旦我们有了某种特定的感受,就得立刻否定它。我们也许会希望自己从来没有产生过某种特定的感受(“哦,我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是回避这种感受并不能消除它。

最后,萨提亚将她的重点放在家庭治疗师自身――我们的整合、我们对新信息的开放性,以及我们超越已有学问的界限的意愿上。她建议我们不要跟在她和其他前辈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要跟随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能力、信心和一致性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

* 当他们第一次见到对方时,分别是多大的年龄?

在本章,维吉尼亚·萨提亚不仅为我们分享了她职业发展的内在和外在历程,而且具体阐述了她对健康取向的、积极心理视角、生存姿态、曼陀罗、家庭和社会系统、症状对于个体生存的意义、自我的生命能量,以及治疗师保持一的必要性的理解,使我们再一次更深刻地理解这些概念,这些概念在萨提亚作为家庭治疗师工作时显现出了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她对治疗师人性的关注和见解,对我们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和预见性的作用。

萨提亚在她的一首诗里对价值感进行了很好的描述:

在这点上,我觉察到构成个体健康的八个不同水平,它们松散地协调在轮子的轮辐上,它们是

低自尊

与当时的观念恰恰相反,萨提亚认为那些新的、看起来被人驳斥的观念可以使理论更加丰富。她建议不同流派的家庭治疗师们一起工作,而不是试图确定哪一个流派比其他流派更高一筹。

只有放弃这一特定的希望,我才能够将自己的渴望聚焦到今时今日的情境中,并找到实现的方式。同样的方式也适用于处理愤怒或是伤害的情绪:我们可以仔细审视自己心中潜在的希望,并将这些希望加以更新,以此来修通这些感受。

6营养:所摄入的固体和流体食物。

在下一章,我们将更加深入地了解人们怎样表现他们的生存应对模式,萨提亚怎样将这些模式描绘为内部和外部姿态,以及我们可以怎样修正自己的旧有模式来实现表里一致的目标。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有幸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千个处于不同经济状况,社会阶层、政治领域及种族和社区的家庭一起工作,我也培训过几百个治疗师,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人性、家庭系统及我的治疗方法的理解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之后,如果发现某些我看、听、想和感受的部分已经不再适合,我将抛弃那些不再适应的部分,保留其佘,并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取代我所丢弃的那些。

我接受的是社工训练,关于人性的正规训练我接受的是个体精神分析理论取向的训练。当我第一次偶然接触家庭时,我的私人临床实践正在蒸蒸日上,我在不同的机构中获得九年的临床经验及六年的小学和中学教学经验,当时的治疗氛围非常刻板,并受到医疗专业的控制。作为一个私人执业的非处方临床医生,我的病人通常不是自愿来的,而是经过其他治疗师一系列的治疗但仍然没有好转后才转诊过来的。这也就意味着我要面对的是一些高风险的病人。没有药物,也就没有资格获得责任保险,我不能冒着伤亡的风险,因为私人执业是我的生计,所以我需要成功。并且,我对人感兴趣,我希望看到他们好转,因此我需要成为一个可信赖的、负责的,胜任高风险工作的治疗师。

因为咱拥有全部的我,我可以变得与自己如此亲密无间。

3情感:右脑、感受、直觉

应对姿态:不一致的:

1生理:身体

2 基本三角关系

我们的灵性维度

没有任何人可以创造生命,父母也不能,他们们只是通过使生命的携带者一精子和卵子一相遇,来激发生命的活性,这就是事实。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生命力是存在的,所有的生命由此而来,没有人在创造上起到作用。生命力就在那里,是我们存在的根本。当在个体的的灵性维度存在干扰、空虚或者冲突时,困扰就产生了。

萨提亚坚持认为:无论年龄和所处环境如何,改变一一特别是内部的改变,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能发生的。对于那些陷入困境并感到自己毫无希望的人来说,这一理念格外重要。积极的改变,通常会聚焦于人们的预期、知觉和感受,并在此基础上发挥作用。

在1950年,出现了一小批未受专门培训的具有独创性的家庭治疗师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所有这些早期开创者(包括我在内),之所以创立了这些现在被称为家庭治疗的理论,是因为他们关心“没有希望”的精神分裂症人群,我们所学习的理论需要被扩充和修正,这也是大家今天正在做的,我想挑选在这一领域我比较熟悉的八个人略作介绍。

在任何一个时刻,无论我怎样看和听,无论咱说或做些什么,也无论咱怎样思考和感觉,这些都是真实的我。

5互动:咱和你、自我与他人的沟通、自我与自我的沟通

检验我们的外部反应,意味着承认我们的行为反应,而不担忧它们是好的或是坏的。即便那些令人厌恶的事件也具有特殊的价值:它们同样是我们内部资源的一部分。我们只有尊敬自己所有的感受,才能够对如何处理它们做出由衷的选择。

这也让我看到了三人之间的权力游戏。咱对他们三人进行了工作,直到他达到新的平衡。

作为外部因素,治疗师是家庭系统发生改变的基本媒介。正因为如此,萨提亚模式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治疗师如何使用他或她自身。那些能够展现出高自尊的治疗师,往往能够照亮来访者探寻有效应对方式的道路。在接受每个个体独特性的同时,通过承认人类的相似性,以及通过产生特别的意义,帮助来访者强化他们对自我的感知,萨提亚流派的治疗师有效地影响着来访者。

我问她们是否可以让父亲参加进来。她们接受了我的邀请,而我原以为她们不会接受。根据当时的观点,她们可能会强烈地抵制这一做法。当父亲加入治疗后,我又被震惊到了,因为母亲和女儿都回到了治疗前的状态。我又一次重新进行观察,咱看到了三人(父亲、母亲和女儿)的初始画面,这次的现察促使我产生了这样一个观点一将家庭看作一个系统

然而,我们在蹒跚学步时获得的经验,常常会持续巩固和强化自身的躯体感受。有时候,生活会不断重演我们早年所学到的东西。起初,我们所学到的一切都来自我们自身以外。它会影响我们的基因特质,并建立我们的生理基础、我们的某些易感倾向和独特性。

我们的营养维度

我们所摄人的食物和液体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医生总是为病人提供特定的饮食食,因为人们认为特定的食物和液体能够帮助病人康复。但是,现在我们认识到良好的营养不仅能够促进身体健康,同样促进心理情感和其他水平的健康。我们看到,一般的健康的人能够通过注意营养而变得更健康,好的营养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生存,而差的营养导致差的生存状况,甚至导致人生病。

就这样,当婴儿成长为儿童的时候,他们从在生存状态上对他人的依赖变成了在身份认同上对他人的依赖。从新生时对任何事物保持开放和接纳的状态,孩子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去避免那些可能会带来痛苦的情景,包括别人的不赞成。最终他们将家庭规矩作为尺度来衡量自身的价值,如果他们遵从了这些规矩,他们会感到更可能得到别人的爱和尊敬。照此发展下去,他们就培养了或是约束了自己作为人类的各个不同方面的独特本质。

我将详细阐释这些水平,让我们从灵性的部分开始,依次到身体的部分。

就这样,当我们感觉脆弱时,我们发展了一些应对办法。我们如何学习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两个激活我们并成为我们父母的人。但是,他们在为人伴侣和为人父母之前,都做过那些准备工作呢?

那时,咱允许自己去自由地尝试任何方法,只要咱认为该方法可能有助于人们了解自己。我将自已的阅历延伸到教育、戏剧、艺术、普通语义学、植物生命、哲学等方面,以及关于个体发展方面的学问

我拥有咱所有的胜利和成功,所有的失败和错误。

1956年,咱开始与医学博士鲍文接触。他和医学博士沃伦·布罗迪勃·帝辛格一起研究被国家心理健康机构收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他亲切地邀请我去做访问。鲍文博上从他的研究中发展出家庭自我整合理论,同时发展出一种通过改变他所认为的家庭系统的“统治者”进而改变家庭的方法、他也将这一方法扩展到观察家庭代际系统中。

作为抚育者,父母同时也会教给孩子行为的准则。在基本三角关系里,孩子们将学到有关安全,他们的身体,他们可爱的地方,以及他们爱的能力等家庭规则。家长们会希望,并且常常念叨他们的孩子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并在对某些行为表现出赞同的同时,对另外一些行为予以惩罚。在这种由三个人构成的学习情境中,孩子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而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和独特本质,则是在更早的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

我所学习到的关于家庭的学问,是从我与那些被视为“无望”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工作开始的。我在上文描述的第一个家庭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后来我发现很多其他家庭也如出一辙。许多家庭来寻求我的帮助,到1955年,当我开始在伊利诺伊州精神病学研究所教学时,我已经治疗了将近三百个家庭

当夫妻双方发现无法在对方身上实现自己的愿望时,孩子常常成为他们实现愿望的下一个目标,我们也许会将自已的配偶和孩子当做另一块试验田,尝试完善我们并不完美的生活。通常,我们会否认自己的梦想,但却期待我们的孩子能够代替我们去完成这些梦想。就这样,我们的愿望构成了我们的孩子如何感知和应对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也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投射的方式,生活得以自我完善。

我们的感觉维度

我们拥有美好的感觉通道。一些人由于感觉组织的生理损伤,感觉不能很好地工作,但一些没有受到损伤的人,感觉通道仍然可能不能很好地工作。由于受到希望和过去经验的影响,我们很容易曲解正在发生事情,感觉通道由于受到先前“不要看”“不要接触”“不要听”等类似的警告而变得不可信任。结果,我们的感觉输入通道只是在部分时间工作,或只有部分通道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情景和人并没有被真实地反映,相反,它们被反映成在我们的思维中它们应该成为的样子,它们以前的样子或者它们将要成为的样子,显然,这会导致失衡

换句话说,在如何反应、应对和存在的问题上,咱们拥有多种选择。我们选择怎样的应对方式与我们自己的自尊水平息息相关。在低自尊水平下,我们会倾向于认为是某些“原因”决定了我们所能做出的反应。有时候,我们相信是某些事件让我们恼怒,但事实上,咱们可选择的反应范围十分宽泛,从极端功能不良的反应,到能够带给我们理想行为和非常积极、富于成长性的精神状态的反应。诱因并不能决定我们的反应。我们不但可以掌控对自己、他人以及我们所处的情境所做出的解释,还可以掌控自己的感受,以及自己对于这些感受的感受。这种能力可以让我们发生重大的转变,不再做环境、他人,或是我们自己的牺牲品,而是被赋予了力量,为自身和情绪担负起完全的责任。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内部资源,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从仅仅维系生存的水平,转变为更好地应对,并最终形成更加健康的机能。

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婴儿的发展取决于其身体所预期具备的能力。我们的学习就是身体的学习。我们会从照看者的呼吸、触摸和运动中进行学习,而不只是通过他们的言语。与之相对,他们也会通过婴儿的咕哝、哭喊和活动揣度我们的需求和意愿。正是基于对这些经历和互动一所有被我们存储起来的东西一不加区别地积累,我们才形成了有关自我的意象。

评判性的

* 有哪些说出来或是未曾言明的希望和梦想,是他们期待对方去实现的?

重建自尊 接待一位来访者的时候,我们会知觉到来访者已经习得的经验,并基于我们的知觉来构建治疗性问题和干预方案。因此,在运用萨提亚模式时,最初的基本三角关系就成了支持治疗过程的主要理念构架。过去的经历可能会持续影响到现在,而我们在自己家庭中学到的生存法则,并不总能在我们成年后进入的其他体系中良好地运作。因此,好的治疗必须检验这种代际传承下来的不良模式,从不同的视角(今时今日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并予以转化。因此,萨提亚将大部分的工作重点放在以下两个方面:更新人们的体验,并将他们从童年习得的、受限制或是功能不良的应对模式当中解放出来。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实可靠地属于我,因为那是我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出的选择。

最开始时,我们需要外界来肯定咱们自己。我们的父母会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传授给我们,肯定和否定围绕在我们周围数以千计的事件中的一些事件。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了解到可以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怎样与别人打交道,可以预期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以及人们对我们又抱有哪些期待。我们很快发展出了对周围环境的某种掌控能力,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安全和舒适。

消极反应

让我们再思考一下这个例子。一位丈夫下班之后回家,面对的是妻子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精心准备的晚餐。而当他切开烤肉,说道:“这个肉硬了点。”妻子就立即跑回卧室痛哭了起来。

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第二章。同样,我们也常常会认为别人正掌管着我们的自尊,决定我们的自我价值。而一旦我们接受了自我,也就等于我们承认自己都是有价值的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认为自己是完美的,或是我们所有的行为都伟大非凡。事实并非如此。成为更加整合统一的人并不需要将个体本身与他们的行为等同起来。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人们进入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全新空间,在这里,任何行为都不再仅仅出于对生存的需求,而是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它意味着我们将不再说:“哦,我是多么愚蠢,我怎么可以做这样一件事!”而是说:“嗯,让我来仔细看看自己。也许我可以从所发生的事情中学到些什么。”

我尊敬我们的差异性

能够意识到多种选择和责任

应对姿态:一致的:

我拥有这样的本领,可以生存,可以与他人亲近,可以具有生产力,还可以了解和动员这个世界上除我以外的人和物。

停留在熟悉的环境中

到三岁时,我们的言语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足以影响我们对 世界的感知和互动。我们也许会对很多早年的学习体验开始产生怀疑。比如,设想一个经常看到母亲哭泣的小男孩。如果以非言语化的方式来理解这件事,他也许会感到这全是自己的过错。而一旦他发展出了语言能力,他可能会发现母亲的哭泣与他毫无关系,而是一些外部事件所导致的。

萨提亚的演示常常以戏剧作为开场,从根本上帮助人们接触到他们隐藏在认知水平之下的深层渴望。知道认知层面上的改变还不足以转变我们更深层的应对模式,萨提亚广泛地釆纳了经验性的模式。对她来说,直接的体验远比某种技术更具效力。而这些实践经验不但改变了萨提亚最初的实践方针,为她的治疗模式和人类发展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激发了组成她理论体系的大量元素。

即便是一个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习惯,当尝试去改变它的时候,大部分人仍然会感到极大的困难。而那些处于意识层面之下的自动化模式就更难改变了。它们是一些相对较小的外部突触,标志着大量隐藏在下面而不可见的,咱们对于整个世界的信念和态度。

充权的

在达到这个自我接纳水平之后,我们就可以与他人联结起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喜欢别人所做的一切,或是每个人都崇敬我们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在考虑了他人和自己双方各自情况的基础之上,对自己做出合适的评价。我们可以描述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对自己或他人进行评判。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就拥有了高度的信任,同时也让许多新的选择机会成为可能。

但是只要我友好地爱着自己,我都可以鼓励自己,并且充满希望地寻找解决困境和了解更多自我的方式。

防御

遍及整个世界,再没有一个人与我如此相似。

就像一个没有意识到阅读重要性的孩子一样,没有认识到自我价值的孩子同样会在生活中面临非常严峻的阻碍。低自尊会损害我们学习、工作以及与他人交往的能力。如果不觉得我们天生就具有价值,我们将没有足够的信心去尝试新鲜事物,追求自己的目标,或是探索自己的意义。

我可以看、听、感觉、思考、说和做。

我要否定现实(打岔)

通过这样做,我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来爱自己,并与自己友好相处。

* 第一次见面之后,是什么使他们继续保持接触?

咱将做任何事情(讨好)

如果我坚持一个己经无法再实现的期望,例如希望父亲可以在我年幼的时候陪咱玩耍,那么这解释我仍旧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过去。这不能促进我的成长,或是实现自我完善。

关注现在,愿意改变

关注过去;希望维持现状

信任

       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首先在家庭中形成它的雏形。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了某个最初的,或基本的三角关系的一部分:父亲、母亲和孩子。在众多由我们参与构成的体系当中,它既是最先接纳我们的,同时也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而在这个基本三角关系当中,孩子既是改变的媒介,也是改变的体现者。

我正被自己和他人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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