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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就是生产力!统一战线上的战神——周恩来(学爸原创)

时间:2019-12-19 11:48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毛爷爷思想让中国革命找到了三大法宝,其中第一大法宝就是统一战线

周恩来作为开国总理,在27年担任总理的生涯中,对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这一方针的形成和确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注重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在农村生产关系和经济政策调整中注重保护和调动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他的这些思想及其在农业发展实践中的实施,推动了我国农业的发展。

原标题: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如何运用统一战线开展工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其实就是统一战线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后边详细分析了哪些是可以依靠的,哪些是可以争取的。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我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密不可分的。在抗日战争中,周恩来是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领导者和实践者。从西安事变,到重庆谈判,周恩来同志始终以“在坚持党的立场和原则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一方针为指导,坚持求大同存小异,通过准确预判,周密协调,果敢决策,扎实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用毛泽东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本质,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而统一战线本质就是努力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因为朋友圈就是战斗力,朋友圈就是生产力。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我们党总结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后得出的科学论断。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勾画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那么,在这一蓝图中,农业发展应该放在什么地位?对此,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论断。他指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因为,“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要以农业为基础。”“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他还告诫:“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中,他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更为明确,1960年11月16日他在一次汇报1961年计划的会上明确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中,成功地参与解决西安事变,达到了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的目的,这是周恩来同志的杰作,闪现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光辉。

不是谁都有这样的智慧,也不是谁都认可这样的观点。陈独秀只顾着同国民党合作,张国焘只注意工人运动,王明博古更是死板地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化友为敌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东征陕西省奔赴抗日前线,但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拦。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日形势,周恩来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展开频繁活动,通过张学良的秘书黎又才、杨虎成的秘书南汉昃和西北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杜然等进行着巧妙的地下工作。1936年3月,周恩来和渴望一致抗日的张学良进行谈判,决定停止内战,并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达成一致。7月,周恩来和张学良又在延安会见,双方达成了“联蒋抗日”这一重要共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将蒋介石囚禁起来。监禁蒋介石的消息一传开,在世界轰动起来。经多方努力,蒋介石听了张学良的劝说,同意会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面对这一事变,周恩来受到中央的命令,亲赴西安。周恩来要面对多次要逮捕自己,判处死刑,并出八百万赏钱买自己脑袋的蒋介石,他从抗日大局出发,从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去从中调解。周恩来一方面劝说东北军中要杀蒋介石的极左分子,一方面耐心地向蒋介石解释中共的方针,解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事变发生后15天,面临着即将爆发内战,而此时,周恩来带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其优良的政治素养、人格魅力和驾驭全局的能力,成功地说服了蒋介石,使蒋介石答应了一致抗日,从而再一次实现了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解决,达成了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的目的,充分显示出周恩来求大同存小异卓越的外交手腕。

比如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前身是粤军),是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悍的军队之一,更是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名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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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的国共合作期间,党内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较复杂,周恩来冷静面对,采取柔中有刚,刚柔并济,从抗日的大局出发予以妥善处理。他在国民党违反国共合作的时候,提出强烈抗议;在对待自己内部的同志放弃国共合作时,进行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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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他认为,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他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经验证明,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各个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延缓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将极大地影响重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他还认为,农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他指出,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农业能提供多少粮食给工业和城市。农业能提供多少劳动力给工业和其他各行各业。农业能为工业提供多少原料。农业能为工业提供多大购买力。以上四条,又决定于农业生产率的水平。1962年3月他强调指出:我国有广大的农业,农业现在的生产水平又是很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的发展不能不受农业的限制,也就是说,工业的发展规模,决不能超过农业提供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及其他农副产品的可能性。他的这一思想,被国内外实践经验所证明。90年代有的学者研究结果表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农业增长的正常比例在工业化初中期为2.5—3:1,在工业化后期为1.5一2:1。他一直强调,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1961年4月,他指出首先要使农业过关。为了要使农业过关,我们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全力支援。1962年3月他曾形象地概括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发展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他强调指出:“我们必须遵照毛爷爷的指示,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顿经济计划。”

在重庆期间,他在原则问题上一步不让,而又将严格性和巧妙性相互结合。当国共两军发生摩擦时,他一方面进行揭露,强烈谴责,一方面晓之以理,以坚定的抗日意志坦诚相待。他既通过揭露国民党所制造摩擦,引起外国大使们对局势的担忧,又站出来进行讲话,表明共产党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信心和决心,进行适当安抚,从而给国民党增加压力,打击抗战分裂势力。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严厉责斥蒋介石:“谁挑起内战,谁就要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样的话,只能对日寇有利。”他走上重庆街头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并满含悲愤地亲笔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四言挽诗,哀而动人,向国民党反动的专制统治发出了无声的抗议,同时也是对皖南新四军将士寄托的无限哀悼!

这样一支英雄部队,由于不是蒋介石嫡系,在一二八事变后,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去剿共,双方互有胜负,彼此消耗都很大,这刚好符合蒋介石的心意。

周恩来在经济恢复、“一五计划”、经济调整和“学问大革命”等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并在经济建设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农业基础地位处于脆弱或受到削弱的时候,他总是想方设法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他指出:“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的基础,没有饭吃,其它一切都没有办法。”进入“一五”计划时期的1953年,当时突出强调重工业的建设,他指出,“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重点是苏联帮助我们的156个项目,“以及环绕它的还有几百项建设,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主要方面。当然,现有的生产也要配合,农业也要跟它均衡地发展”。在“大跃进”之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强调指出:“在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个中心环节。”由于长期执行工业化偏斜的政策,特别是“学问大革命”期间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在1971年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三个突破”,即全国积工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售总量突破了800亿斤,针对工农发展关系失衡,根据他的提议,从1972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农业发展失衡的矛盾。

周恩来在对待同志时,也是充分运用统一战线思想进行教育,协调各种关系。在武汉期间,他对自己内部的同志放弃国共合作进行严厉的批评。对不愿做第三厅工作的同志,一向温和的周恩来,两眼充满怒火,大声问:“你打算干什么?为了革命胜利,任何事情都有忍耐的必要,我们所受的屈辱都不能损害革命利益。”武汉失守,这天正是鲁迅去世两周年,在第三厅鲁迅纪念委员会的支撑下,召开了纪念大会。抗日的残酷现实,不由得使人想起了鲁迅的战斗精神,周恩来在大会上应用“疾风知劲草”这句谚语,号召人们在今天的疾风中要向鲁迅那样做一颗劲草,严厉抨击那些消极、应付、背叛、迷恋个人主义高级生活的人。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发动了福建事变,树起了反蒋抗日的大旗,这不就是友军吗?

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周恩来在抗战期间,努力团结广大海外侨胞,与他们肝胆相照,争取他们积极支撑和参加抗日活动。

这时候的中央红军,虽然有三十多万,但是要面对百十万国军的围剿,如果跟十九路军合作,胜算就会大增。而且十九路军的将领,已经主动送上门要求跟红军建立联系、共举大事。

周恩来提倡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多业并举,全面促进整个农业经济健康发展。他认为,要加快农业发展,不能单靠某一产业,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他在1952年关于加强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的讲话中指出,要因地制宜,有计划有重点地逐步恢复与发展农林牧副和渔业生产。要正确处理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五业并举,共同发展。粮食是发展整个农业经济的基础,粮棉油是保证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必须重视粮棉油的增产。在粮食产区必须安顿好以粮食为主的生产,但也要相应地安顿好其他各业的生产。在畜牧区、林区和水产区应该分别以畜牧业、林业或者水产业为中心进行规划,同时根据可能的条件发展农业和其他副业。正如他在1956年所强调的“各地方以至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规划自己生产的时候,都应该根据当地的历史情况和当前情况、自然条件和经济技术条件、农民的生产习惯和生活习惯等等,对农业的发展进行全面规划,以免发生单一化和片面化的倾向”。

周恩来多次会见和结交陈嘉庚等海外华侨,高度赞扬他们的赤子之心,消除他们的疑虑,争取到他们在道义和物质上对中国共产党抗日军队的大力支撑。当时一些汉奸和日本间谍趁乱在东南亚等地区到处散播汉奸亡国论调,什么“国共合作不了,中国世称东亚病夫,和日本人打起来,中国必亡。”泰国华侨杜英和跑马场工友等以“泰国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华籍洋务工人”的名义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把侨胞对抗战问题的争论情况,向周恩来作了反映。周恩来亲笔回信,信有8页纸之多。内容除了赞扬海外侨胞关心祖国命运,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热忱外,着重谈了抗日战争形势的问题。在信中指出:

然而,博古李德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拒绝了十九路军的建议,说红萝卜(外红内白)最不可靠,还命令红军去瓦解十九路军。

在全国人民温饱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粮棉严重短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周恩来高度重视粮棉生产。1949年12月22日,他在对来京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代表的讲话中指出:“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产量是2800亿斤,今年的产量比那时大概减少了20%”。“明年计划增产100亿斤粮食,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就可以恢复到年产2800亿斤的战前最高水平。这样就可以提高四亿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需要和对工业原料的供应,也就可以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今年全国棉花产量为800多万担,明年计划增加到1300万担。如果没有这1300万担棉花,100万纱锭就得停转。如果没有粮食,城市人民就不能生活下去。”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它将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谴责和反对;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反抗侵略者,是正义的,它也将得到全世界正义之士的同情和支撑。

最后的结果大家是知道的,抗日英雄部队——十九路军被消灭,番号被取消,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也惨败。

当我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周恩来在提出“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里,分析了当时粮食供需状况,再次强调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他指出:“人民首先需要的就是粮食,衣服可以穿破的,可以少穿一件,而粮食每天要吃。”但粮食的需求量却很大。一方面,咱国农民有多生、多养孩子的习惯,全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 1000万,粮食的需求量很大,而当时的粮食产量,每年增加仅有6%,遇到灾荒,还达不到这样的增产水平。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争取一部分粮食出口,换回机器。”因此,“粮食的生产跟不上需要的增长,这种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存在。要用极大的力量注意发展农业,注意单位面积产量。”

二、国民党内有投降派,他们明的暗的,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是一伙卖国求荣的反动派。国民党之中也有动摇派和力主抗日的开明之士,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在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致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下,国共联合是可能坚持下去的。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既联合又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力争和他们组成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把统一战线精神参得最透的、把统一战线运用的出神入化的,除了毛爷爷,非周恩来莫属。具体的执行,周恩来做的工作更多一些。

由于“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加之60年代初期连续3年自然灾害,造成农业连续几年大幅度减产。1960年与1958年相比,粮食总产下降了28.3%,棉花总产下降高达46%。1961年4月,周恩来在向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作《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任务的报告》中,指明了当时建设中的几项任务,其中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过农业第一关”,“不仅要搞一般的粮食生产,而且还要搞商品粮的基地”。同时,他分析了我国粮食增产的潜力。首先,在12亿亩种植粮食的耕地上,提高复种指数,加之搞好水利、机械、化肥工作,增产的可能性很大。其次,还可以通过就地开荒和边疆开荒两条途径来增加耕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

三、日本帝国主义,目前还是个强大的、凶残的敌人,我们又有很多困难,不可能在短期内战胜它。因此,中国人民这场抗日战争场,将是一场艰苦的甚至是残酷的、长期的持久战。抗日战争必将是以中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

所以为啥有人说中国革命“谋事在毛,成事在周”,两个人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

北京、河北、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辽宁等北方八省市,长期以来灾情较重,经常出现粮荒。为此,国家每年需要从长江流域各省调进大量的粮食,称为“南粮北调”。为了扭转“南粮北调”,解决这一地区抗旱防涝问题,1966年,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北方八省市参加的抗旱会议,会上提出成立北方农业领导小组,周恩来亲自担任组长,并兼任河北、北京等省市的小组长,亲自抓这项工作。

周恩来的信,从跑马场的工友手中很快就传阅到跑马场外的华籍工人中去。《曼谷时报》以《周恩来论抗日形势》为题登出周恩来的信,轰动了整个曼谷华侨社会。从此,侨胞中对抗日战争的疑虑、担忧、彷徨、争论不休的局面,逐渐消失了,侨胞们的抗日信心和团结增强了,并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周恩来1924年11月起,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并任政治课教师,与国民党中高层干部有很多接触,甚至包括各路地方实力派大员。

根据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严重失衡的情况,国家开始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3月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代会第三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的10项具体任务。首要的任务就是“争取农业增产,首先是争取粮食、棉花、油料的增产”。“有了粮食,才能比较迅速地恢复经济作物的生产,才能保护和增殖耕畜,发展家畜和家禽。在努力增产粮食的同时,要适当安顿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保证逐年有所增产,以便逐步增加城乡人民的布匹、食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他反复强调“抓粮食要抓两头,一头是商品粮基地,一头是灾区。还要认真抓棉花。棉花产量不能再减了,每年总要增产才好。每人每年供应三尺布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了。棉花生产的恢复比粮食还要慢。除国家注意棉花集中产区以外,地方上还可以提倡在自留地上种点棉花。自留地种的棉花不要收购。返销农村的粮食,首先要照顾棉农。”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正因为坚定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伟大领导者和实践者,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今天,我们要以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传承周恩来同志的统一战线思想,并使其发扬光大。

周恩来崇高的品格、出众的才华,加上超越意识形态的人格魅力,征服过无数敌人和对手。不但能够让敌人成为朋友,也能够让对手甘愿合作。

“大跃进”中棉花大幅度减产,严重地影响了棉籽油、纺织品的供应和出口创汇。1962年后,几乎每年都召开一次棉花工作会议,交流生产经验,解决认识和政策问题,以促进棉花生产的发展。历次棉花工作会议,周恩来或亲自主持讨论会议总结报告,或到会讲话,接见会议代表。他在安顿棉花生产过程中,反复强调的是:一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种好棉花。二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他亲自指导制定促进棉花生产的政策,如粮棉的合理比价;国家拨出“保棉粮”,保证棉农口粮;对提供商品棉的农民,发放预购定金、奖售化肥等。三要“以粮保棉,以棉促粮”。他反复阐述粮棉生产互相促进和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指出解决粮棉“几争”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在有限的耕地上提高农作物单产,才可能促使粮棉生产以及整个农业生产进入良性循环。四要做到棉花生产“合理布局,适当集中”,发展植棉重点县的棉花生产,调减棉田分散、不提供商品棉的县的植棉任务。

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到1934年夏天,红军从30多万锐减到10万余人,领土只剩下十来个县,危在旦夕,但是局部还有可圈可点之处,尤其是毛爷爷指挥的南线作战。

始终坚持发展农业生产力

1934年夏天,毛爷爷从瑞金到达会昌前线。这时的南路剿匪总司令是陈济棠的粤军,也不是蒋介石嫡系,毛爷爷就展开了统战工作。

周恩来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思想,极为深刻,高瞻远瞩,放之于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和基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力排各种于扰,狠抓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随后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粤军不断对天鸣枪,然后双方在下边挑着担子做生意,陈济棠甚至派高参杨幼敏送来了三万发子弹。交战双方一方给另一方送弹药的场面,也是没sei了。

周恩来指出:“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咱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的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咱们将来的幸福。”1956年 1月,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学问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学问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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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关于不断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思想,处处体现在农业发展的实践中。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指出:“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在“学问大革命”特别是批判“唯生产力论”这个政治氛围中,他更是善于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坚决地、巧妙地抓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但到了9月,中央苏区形势危急,陈济棠也跟着着急,辗转找到罗炳辉的弟弟,通过他联系上了周恩来,表示赞同共同抗日的主张,并提出可以秘密谈判合作事宜。

周恩来不断发展农业生产力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十分重视并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事业。1949年12月在全国第一次农业生产会议上,他率先提出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目标。1954年 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我国“四化”建设任务,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解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10年后,由于全党、全国对农业基础地位认识的加深,他在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四化”的内容和排列次序作了调整,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围剿失败的惨重代价,换来的是博古彻底的懵逼,周恩来的发言权大增。10月5日,周恩来排除博古李德等人的干扰,派潘汉年、何长工两人去谈判,达成了五项协议。

关于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周恩来于1961年3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有步骤地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他不仅提出农业现代化目标,更是在日常工作中关注和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事业。

但是为了糊弄蒋介石,陈济棠信誓旦旦地对外宣传,绝对不会放过一个红军过境!蒋介石也乐见红军跟粤军相互消耗,所以拼命把红军往广东赶。

——周恩来对农业科学技术十分重视。1956年他提出:“政府各部,特别是地质、工业、农业、水利、运输、国防、卫生各部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同科学院进行合理的分工和合作,共同扩大科学界的队伍,而且把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介绍到实际应用中去,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1956年,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和《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其中农业部分包括:农业机械、电气化和农业机械的研制问题,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畜牧业、水产业和蚕业的产量和质量问题,扩大森林资源、森林合理经营和合理利用等。为此,农业部组织有关单位,制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科学研究方案》。中国农业科学院于1957年正式成立。1962年3月,国务院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会上,他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过去的工作成绩,鼓励大家争取获得更大成就。根据广州会议精神,国家科委、农业部于当年8月联合举行农业科学家座谈会,他亲自到会接见全体会议代表并讲了话,指出:必须抓住农业技术改革这个中心环节,把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的力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并指出,1960年“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精简过了头”,“这件事做错了”,“科学研究方面的设备、仪器、人才和场地都要解决,可作为紧急措施来处理。”他的讲话实事求是、恳切,农业科学家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学问大革命”期间,农业科研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1973年3月在他的关怀下,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林科技座谈会,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科研工作,杂交水稻等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就是在这次会后取得的。

然而真实情况是,陈济棠一边跟蒋介石要军费,一边下令让粤军后撤40里,然后等红军过去再派人装模作样搞声势震天的大“追杀”。

——周恩来在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农业生产会议上就提出了农业机械化的任务,并从建设农机工业抓起。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项目纳入了计划,并于1959年建成投产。同年10月,他亲临该厂视察,向职工亲切地说:“要记着,你们是中国第一啊!要出中国第一的产品,出中国第一的人才,创造中国第一的业绩。”这给全厂职工以及全国农机战线的职工很大鼓励和鞭策。60年代,地方积极发展“五小工业”(指小的钢铁厂、煤矿、电站、化肥厂和机械厂),为农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66年7月,根据毛爷爷的意见,国务院在湖北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机械化会议,大大地促进了农机制造工业的发展,并加强配套农机具厂、配件厂和农机修理网点建设,为农业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

这哪儿是追杀,这简直就是吹吹打打的大欢送。红军就这样被“护送”过了第一道封锁线。等红军撤走后,陈济棠赶紧在苏区抢夺地盘,防止被老蒋抢走。

——周恩来十分关心改变旧中国化肥制造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1962年3月,他向工业部门提出了支农的任务,指出:“‘重工业部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增产更多的化肥和农药,增产更多的中小型农具和适合需要的、质量更好的农业机械。”在这以前,他在1950年即提出制造化学肥料问题,指出:“我们要大力发展化学肥料工业,不然就要从外国进口,消耗外汇。”50年代末,他支撑专家试制碳酸氢氨,发展“小化肥”。鉴于小化肥的质量较差、成本较高,经毛爷爷同意,周恩来于1972年批准从国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8—52万吨尿素的现代设备,于1979年全部建成投产。

提到统一战线,就不能不提“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而周恩来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周恩来非常重视水利事业。1949年12月他在全国第一次农业生产会议上指出:“农业方面,要水利与农业生产并重,水利要配合农业。”1950年8月他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同年10月,政务院即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952年3月又发布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以后,陆续作出了治理黄河、海河等大江大河的决定。1953年,他主持政务院会议,针对水利工作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存在好大贪多、不注意工程效益等问题,指出,“过去比较偏重于搞大型工程,而对一般的农田水利工作注意不够。大工程要搞,但不能冒进、贪多。在一定的时期内,几万万人眼前的利益还是农田水利,因此,‘一五’计划期间,还是要多搞小的农田水利工程。”1962年,他在去视察延边农学院的路上,对有关人员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修水库要好好勘查,切实计算一下,提个计划,一个一个地搞。要与农民商量如何搞好水土保持问题。”1965年,他在听取水电部党组汇报全国水利会议情况时,提出:“水利工作首先为农业生产服务,要为生产办水利,不是为水利而水利。要有长期的观点,长期为农业生产服务”。他十分重视农田基本建设,60年代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后,他在国务院的几次会议上讲到农业时,总要讲大寨大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问题,鼓励各地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

红军到达陕北后,虽然美其名曰长征胜利,但其实前途还是堪忧的。以前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是相互支援的,关键时候可以围魏救赵,蒋介石不得不分兵对付,顾此失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1984年,我国农业总产值获得了年递增7.6%的高速发展,这除了农业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一系列鼓励发展农业的经济政策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周恩来多年来呕心沥血、推动全国积累起的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科研成果,蕴藏着的生产潜力得到较好发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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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

而现在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但是总兵力其实还没有过去一个方面军多,而且陕北地广人稀,连森林掩护都没有,隐蔽性和机动性都很差,蒋介石完全掌握主动,红军前途堪忧。

周恩来在高度关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他的农业生产关系调整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首先,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必须遵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他认为,社会主义主要指生产关系,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要通过农业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所有制的变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农业生产关系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决定;党和国家的政策必须有利于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应予以纠正。1962年初,他在刘少奇为党中央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起草的书面报告中补写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农村“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1961年9月,他在接见西欧一位外宾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是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即就应予以纠正。”

而这时候,争取剿共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就成了必然选择,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这个重任再次落在了周恩来的肩上,他担任主任,李克农朱理治协助。

其次,农业生产关系调整必须尊重客观实际,循序渐进。周恩来认为,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要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不能性急,不能搞一阵风,要循序渐进;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基层特别是生产队的作用;应正确发挥个体农业的作用,凡是不必要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应该鼓励社员单独经营。1953年9月,他在谈到农业合作化时指出:互助合作运动要“逐步地由低级到高级,不能性急”。在谈到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时指出:要正确发挥个体农业的作用,因为“个体农业可以深耕、细作、积肥、锄草,增加产量”。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时指出:“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采取许多具体办法……凡是不必要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家庭副业,应该鼓励社员单独经营。”1960年12月,他针对农村刮起的不切实际的“共产风”指出:“农村有‘共产风’……农村约三分之一的地区,把所有制搞乱了”,必须按照中央已发的指示,尽快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地、县、社三级权力应该适当收缩,并应适当分给生产队、生产小队、作业小组以生产和生活管理权”。1966年3月,他在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汇报会上讲话指出:“应由地方管的,中央不要去管。不要多干涉,应该多请教,要有这样的精神。”搞农业规划只能提出个粗线条,“具体的指标还是由生产队由下而上地搞可靠,最重要的是大队。规划搞得粗一点也不要紧,要由粗到细,还要因地制宜。”

周恩来负责做这件事那是得心应手,稳操胜券。

第三,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周恩来认为,调整农业生产关系不仅要遵守农业生产自身的规律,还要遵守客观经济规律,不能乱来;尽可能的利用价值规律来搞活农产品流通,工农产品交换必须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注重价格对农业生产的调节作用和对城乡居民生活的影响;必须加强经济核算,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1953年6月,他就强调,在农村工作中主要是反对急躁,“农业生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乱来。”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我国占居了绝对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强调商业部门应该合理的规定农业产品和副业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改善收购制度。在分析物价政策的执行方面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时指出:“有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的收购价格定得偏低,或者有时高有时低,影响到这些产品的增产,甚至使某些产品减产。”“不适当地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对于工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对于保持各种农产品之间正确的发展比例,都会有不利的影响”。1962年2月,他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做商业工作的,做工业工作的,要尽最大的努力,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保证农村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供应,以利于农产品的收购。”“国营农场必须加强管理工作,严格执行经济核算,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牧业产品的商品率”。

第一,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处境非常尴尬。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领着30万东北军撤入关内,从此顶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走到哪儿都有抗议的学生和群众。

第四,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必须保护农民利益,尊敬农民意愿。周恩来认为,调整农业生产关系首先应该考虑农民的利益,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要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合理地进行收益的分配;要按照农民的意愿,及时改变不合理的农业经营管理制度。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时指出:“凡是农民有经营习惯而又为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生产,应该继续经营并且加以发展。”“为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调整国家积累和合作社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正确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注意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的公共积累和社员个人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正确解决合作社收益的分配问题。”“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的农业税的正税和附加税统一征收,以简化税制;同时,我们要求所有的合作社贯彻执行《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使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用一般地不要超过章程的比例定额。”1962年3月,他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对于农副产品和三类物资的收购,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恰当地规定购留比例,并且努力改进收购办法。……凡是农村急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应该优先供应农村,以适当满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商业部门和税收机关必须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管理,并且同投机倒把现象作斗争。”1967年 5月,他在接见十四个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代表时指出:“藏富于民是好事。”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安排他剿匪。1935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负责剿灭到达陕北的红军。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其实蒋介石还是想让背井离乡、失去大本营的东北军跟初到陕北、扎根未稳的红军互撕,互相消耗,自己坐收渔利,跟水浒传中让宋江南征方腊是一个路数。

张学良也是知道的,历史上这样的案例多了去了,历史上有宋江征方腊,吴三桂讨李闯,这几年有十九路军的先例。但是寄人篱下,又不得不从命,硬着头皮也得上。

头皮可以硬,但是苦头没少吃,剿共可不是什么好差事,谁剿谁头疼。此前,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痛扁了东北军,徐海东带着叫花子一般的红25军路过都能从东北军身上顺走一千多条枪。去打陕北红军,一口气被吃掉三个师。

更令东北军寒心的是,在东北军三个精锐师被歼灭后,国民政府非但不补充兵员,反而把三个师的建制取消了,而且对东北军处处掣肘。

当时东北军危机感很重,他们都认为如果再打下去,东北军可能在没回到老家之前就得让人家打光。东北军内部,厌战情绪蔓延开来。

第二,有效的情报系统,让周恩来对张学良了如指掌。可以说张学良早就被共产党包围了,已经开始学习资本论了。张学良的秉性、心理状况,周恩来能掌握个八九不离十吧。

比如张学良的私人秘书黎天才,北大高材生,早年追随李大钊。李大钊被捕后,黎天才有过叛党经历,投奔了东北军,主持东北情报工作。

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成功被中共北方局说服,愿意再次为革命效力。黎天才后来又安插了一些共产党背景的人才,在东北军内部建立了秘密党支部

由于他口才一般,给张学良解说资本论有些困难,他趁机把地下党员潘文郁安插进机要组。这个潘文郁曾经是我党大boss向忠发的文胆,向忠发叛变后,他也宣布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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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潘文郁并没有出卖党的任何机密,也没有出卖同志。不久之后又重新秘密回归特科,并与中央建立单线联系,妥妥的套路。

1934年2月,受地下党组织派遣,潘文郁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和教师,解说资本论,帮组织收集情报。

张学良让他收集红军情报,他很重视这事,向上汇报后,北京特科还专门组织了个班子,把毛爷爷思想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史军史等,量身定做写给张学良,起名叫《匪情辞通》

我总感觉哪里不对,这究竟是给张学良是收集情报,还是给他上党课

张学良一看,竟然非常满意,让把这些装订成册,还亲自写了序,印发给军官,然后他自己随身还带了一本,不时翻阅。

潘文郁在为中央苏区搜集蒋介石第五次反围剿兵力部署的情报时,由于上线被捕叛变而被出卖,潘文郁暴露了。蒋介石的震怒可想而知,要求张学良把他送到南京法办。

张学良一方面重义气,一方面惜才,致电蒋介石,要求从宽处理。蒋介石不为所动,派去了监斩官。张学良顶不住蒋介石的压力,最终下达了对潘文郁执行死刑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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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天才还曾安顿共产党员吴雨铭到机要组给张学良讲工人运动。吴雨铭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1921年就入了党,参与领导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

黎天才、潘文郁、吴雨铭被东北军称之为少帅的三伴读。在三伴读的帮助下,张学良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是大势所趋,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

第三,巧妙借用东北军旧部、或者东北军俘虏做张学良的思想工作。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成立了解放军官训练班,其实就是东北军俘虏教育基地,轮番请党内大佬来上课。

而且那时候真的是优待俘虏,不但不歧视,在生活方面比红军还要好。教育之后,有的人就地入党,不但把武器还给他们,还给他们发路费,然后原路放回。

周恩来还亲自找重要的被俘将领谈话,做思想政治工作。

其中有一个叫高福源的团长,他是张学良的心腹爱将,他表示愿意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不过在他回去之前,他已经秘密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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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东北军后,高福源慷慨陈词,最后嚎啕大哭起来,搞得旁边的人也都跟着抹起了眼泪,包括张学良。在张学良的心里,无疑已经起了一些变化,他觉得同共产党直接接触的时机已经到了。

后来张学良在洛川同李克农进行了秘密会面。再后来,这位耿直boy为了沟通方便,直接要求跟毛周沟通,甚至干脆建议让派个身份不公开、但又说话算数的常驻代表,随时直接沟通。

于是中央就派了特科的红色特工刘鼎来到了西安,张学良直接聘为秘书。后来出来进去还是不方便,张学良干脆让他带着电台和发报员,直接住到了自己的公馆,可以直接联系到毛周。

这个刘鼎不简单,一方面继续给张学良上党课,一方面还放手发动群众,帮助东北军培养干部,争取让东北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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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恩来挑选政治可靠、勇敢坚定的同志,以红军代表名义,秘密派往东北军的所属部队,做中、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和秘密建党工作。

第五,周恩来指示红军,有计划地主动撤出一些地盘,让东北军占领,给东北军立功的机会,好以此糊弄蒋介石,甚至让出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也在所不惜。

第六,周恩来还在苏区周围设立20个办事处,动员苏区地方的力量和红军的力量,广泛接触东北军官兵,不失时机地组织火线喊话,与东北军交朋友、认老乡,建立感情。

第七,深入虎穴,亲自上阵,当面争取张学良。1936年4月9日万,在东北军防区的肤施一座天主教堂内,张学良和周恩来秘密进行了第一次会面。

周恩来一上来就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先生,我们还是奉天东关模范学堂的校友呢!”一下子成了半个老乡加校友,亲上加亲。

然后两个人开始叙旧,聊在东北那嘎达上学的事情。张学良才发现,自己小时候背过周恩来的范文,两个人还有共同的老师是张伯苓,两个人一见如故,聊得很融洽(周恩来备课充分)。

熟归熟,实质性问题不能回避,那就是解救民族危机,抗日救国、如何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张学良暴政,自己集国恨家仇与一身,坚决主张抗战,随时准备与日寇决一死战。

但张学良关心的两大问题,第一,共产党抗日到底是不是真心的;第二,关于蒋介石的评价分歧。

张学良没想到周恩来是这样回答的:如果少帅仍然怀疑共产党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用意,我周恩来愿意被扣押在西安,作为人质。

周恩来说:我们都是爱国主义者,咱们一定要打败日本,挽救中国!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愿意捐弃前嫌,服从改编,一致对外。话说到这份上,张学良无比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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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大西北干旱的天气不适应,张学良长期嗓子疼,但这场谈话硬生生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五点,还达成了很多协议。

红军愿意接受改编,共产党同意在军人中停止政治活动,张学良愿意尽最大努力,劝服蒋介石抗日;红军缺医少药没补给,东北军愿意提供帮助;张学良私人赠给红军两万现大洋。

晚年的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评价:周恩来这个人很厉害,咱佩服,他也佩服我。简单说,他说我反应很快,就说几句话就明白,用不着哩哩啰啰说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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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谈让张学良豁然开朗,心情大好,他不仅看到了东北军的前途,也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他说周恩来先生眼光远大,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真是了不起!

从此以后,剿匪活动就有趣多了,前线依旧喊杀声震天,枪炮齐鸣,但子弹都是往天上飞的。偶尔也有攻城略地,但是却没有流血牺牲,是为了配合东北军从蒋介石那领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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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跟党组织的关系也日益奥秘,据说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给张学良的电报上,甚至开始称同志了。然而最后由于苏联的反对,入党手续还没有办成的时候,西安事变发生了。

蒋介石纳闷,只见张学良攻城略地、捷报频传,不见红军被剿灭,所以在12月2日飞到延安督战,张学良一次又一次恳求参加对日作战,但是一次又一次遭到了蒋的拒绝。

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只身前往华清池见蒋介石,痛哭陈词,对蒋介石作最后的“哭谏”。然而,蒋介石则又一次明确表示“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你就是拿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失望了,寄希望于杨虎城。12月8日,杨虎城来到华清池,劝说蒋介石与红军停战,再次遭到蒋介石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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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蒋介石再次同张学良谈话,这次谈话把张学良彻底激怒了。

张学良大意是说,西安学生频繁请愿抗日,咱扛不住啊。蒋介石说用机关枪打。张学良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

于是12月12日,张学良下令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后遭活捉。然后张学良通电全国,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算是炸了锅了,比较有趣的是各方态度大相径庭。国民党本身就是乌合之众,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还有人希望借刀杀蒋。

比如何应钦等亲日派,跟日本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是希望蒋介石死,但是不好直说,想通过讨伐张杨来达到目的。而宋美龄、宋子文,那当然要积极营救了。

红军这边对解决方案也有一个认识变化的过程,后来看到亲日势力企图逼死蒋介石之后,最终有了自己成熟的决定,那就是和平谈判解决。

而张学良这边,发动西安事变之后,发现自己空前孤立,国内国际舆论大多不站在自己这边,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一释放搞不好自己命就没了,东北军也前途堪忧。

而且要跟蒋介石这边谈判,必须要有个合适的担保人,国民党阵营是靠不住的,选来选去可以信赖的,也只有共产党的周恩来了,周恩来跟蒋介石共事过,说得上话。

12月17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西安后,几乎要精神崩溃的张学良,才感到了一丝踏实。他俩轮番做蒋介石的工作,最终蒋介石口头做出了停止剿共的承诺,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所以这世界真奇妙,通过西安事变,敌对双方突然变成友军了,为党争取了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的时机,也为全面抗战胜利奠定基础,同时也孕育于了新中国的成立。

虽然只谈了长征和西安事变,但已经能凸显出周总理统战工作的卓越成就。限于篇幅,强行收尾。

总之,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他对朋友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总是替别人着想。他总是用真诚、用对祖国对民族的深沉的爱,打动了每一个人。

在统战工作中,他一丝不苟、鞠躬尽瘁,浑身都是胆,加上扑面而来的人格魅力,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统战工作第一战神

“一般一个人去世以后,即使是他的父母嘛,三年过去也就淡了哀痛。他不是,人民一直还是想念着他,哀痛着,这个没有,少哇!几乎很少很少有这种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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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周恩来逝世20年的时候,赵朴初对周恩来的评价,这个评价毫不为过,因为像总理这样的人太少了,确确实实一生无私无畏,就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是没有他自己。

2008年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大型音乐会上,当时已经87岁的老艺术家郭兰英,在《绣金匾》中唱到周恩来的时候,眼泪根本停不下来,全场为之动容。

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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